聂绀弩“意外”人生.docVIP

聂绀弩的“意外”人生 　　聂绀弩经历的种种“意外”,构成聂氏传奇的一生。奇人有奇诗,聂诗继续流传当不会成为“意外”了 　　 　　最 近两年,聂绀弩先生的名字常常见诸报端。《聂绀弩刑事档案》的公布,引发了一场关于告密问题的不大不小的讨论;新近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由聂诗及聂氏行状,新一轮评论方兴未艾,出现一个“聂绀弩热”也未可知。 　　聂氏以“散宜生”为号,一生狂狷。他诗祭好友冯雪峰有语云:“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用章太炎致邹容“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之典。友人问:你是第几头?聂答:我就是一个脑壳,一个头。以聂氏如此谦逊的回应推测,他若在世,对因“暮年诗赋动江关”后与自己有关的“热”,感觉意外应是意中之事。 　　这,颇似聂氏为意外所笼罩的一生。 　　聂绀弩,少时以文闻名,有“聂贤人”之雅号;及长,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二期,授“国军”???将军衔。本应戎马疆场,出将入相,却弃戎从笔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后,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之职,但他却“暗渡陈仓”,向往中共。1934年加入中共,先后在上海、桂林、香港作编辑,并以杂文之犀利闻名于世。1949年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遭审查,有惊无险;1957年“反右”无处可逃,沦为“北大荒民”,始以“诗言志”;1974年获“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其诗被“达诂”成罪状。1976年,聂氏戏剧性地走出监狱――这个1932年加入“左联”,1934年参加中共的老作家,竟然被混在特赦国民党战犯中予以宽大释放,这应该是聂氏生命中最大的意外了。1979年获得平反后,长期卧床,几近废人,终日以诗为伴。 　　说起聂氏做诗,也是意外套着意外。做诗源起,是第一个意外。聂氏自云,1959年某月,正值“大跃进”之间,毛泽东倡导新民歌运动,国人被要求人人为诗人,“北大荒民”不例外。聂氏响应号召,“却忽然想起做起旧诗来了”,“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半夜,我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我就是这样开始做旧诗的。”待1960年从北大荒返京之后,“买了一些名家诗集读、抄、背,请朋友指导后才正式做,……弄假成真,从玩票到下海(其实又何尝下海),年已六十,倒真学起做诗来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P9,编者注,不同)聂氏的朋友钟敬文挽聂氏联上句云:“晚年竟以旧诗称,恐非初意”(P873),盖指这个意外。 　　胡乔木肯屈尊为聂氏《散宜生诗》作序,为第二个意外。聂氏诗作先在香港以《三草》结集出版。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改题为《散宜生诗》出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掌意识形态领域的胡乔木,看到《三草》后“大为叹赏”;后得知《散宜生诗》正准备出版,自报奋勇作序,并要到聂家探望。聂氏颇感意外,“自是异数”,以为诗中“有非所宜言”,胡氏“欲加面戒”(P4)。聂氏担忧不无道理。胡氏懂诗,但却位高权重。此前一年,胡氏倡导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曾有“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少些或不写为好之言,聂氏诗作,不论写人、况物,都属于胡氏所框定的少些或不写为好之列。时过一年,言犹在耳,胡氏岂会“顾左右而言他”?然,胡氏真作序了,说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并将聂诗誉为“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P3―4)。胡氏后一句,足见其才识及眼光;而前一句对聂诗的解读却遭人质疑。当年胡氏部下王梦奎认为,聂诗实为“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并当面问胡,胡沉默不语(《百年潮》2008年第9期)。聂氏对此也有看法,曾对友人说:“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 　　以诗罹罪,为第三个意外。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而这些诗作,在“文革”中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并被懂者作了“反意”的解释,成为聂氏被捕的罪状(《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聂绀弩刑事档案》一文揭示了聂氏以诗罹罪的过程后,由此引发了关于“告密”的探讨。 　　侯井天穷23年之功为聂诗注解集评,为第四个意外。胡氏序言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在注中呼吁,此书再版时加上一些必要的注解,以助青年读者理解。后伴随着聂诗的流传,注家助兴,尤以侯井天者费力最大。侯氏与聂氏仅有一面之缘,但在读了《散宜生诗》后,“才在心灵上与他熟识起来”,从此成为“铁杆粉丝”。从1986年至2009年,二十余年间,侯氏“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心搜集聂氏诗稿,多方联系与聂氏相关、相交的朋友,为诗“注解集评”,先后自费印刷过5个版本,令圈内圈外交口称奇。23年弹指,侯氏垂垂老矣,换得这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行世。当代人注当代诗家,无出其右。若聂氏地下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