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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的三个市场 　　每到岁末，中国总有不少经济学家要就下一年的经济增长做一番预测。同样，每当政府出台大政方针的前后，在中国也总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积极地宣扬各种对策建议，比如“我以为应从三方面入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类。 　　在中国，经济家们喜欢做预测，喜欢提建议，很热闹，也很受关注。但是，近年来也常受批评。今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接受《中华工商时报》专访时，就直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对经济学家而言，做预测、提建议都是极具职业风险的事。预测出错，对策误导，都会损害自己的信誉，降低自己职业的可信赖程度。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仍然乐此不彼？以研究理性人为职业的经济学家，其自身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并非认识不到这种职业风险，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存在着扭曲的对经济学家的市场需求。 　　大体上，对经济学家的需求，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市场：一是学术需求市场，这一市场需要经济学家来探寻知识，启迪心智；二是政治需求市场，这一市场需要经济家提出政治忠告，并为政府政策提供咨询和辩护；三是公司需求市场，这一市场需要经济学家来为公司的运营模式和市场趋势提供咨询，并游说政府使之出台对公司有利的政策。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这三种类型的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扭曲。 　　 　　依附性的学术需求市场 　　 　　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学术市场，虽然倡导同国际学术规范接轨已多年，但还远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学术秩序。绝大部分学术刊物都没有匿名审稿制度，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各搞一套，引用别人的成果也很少注明出处，似乎全是自己的原创，同行之间没有交锋的平台。其结果是，经济学家们互不买账，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学术权威，所谓的经济学家，大多数研究成果过不了几年就被遗忘，知识不能积累，始终停留在学习引进国外经济学知识的阶段，也不能建立起有效的学术传统。由于经济学学术界自身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形成自己的权威，不能提供学术研究的最主要回报――在同行中的声望，强势的政治需求市场便有了巨大的空间来塑造适合其需要的所??学术权威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典型的中国现象，“学而优则仕”，要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先要成为各级政府的座上宾，否则就很难著名了，同行也不买账。学术市场依附于政治需求市场，政治需求市场成为主导。 　　在中国，经济学学术市场缺乏独立性还表现为缺乏自由和批判性思考的氛围。众所周知，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基本使命在于探寻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心灵，并通过知识使社会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这一使命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家们能够自由思考，能够在关于社会运行的纯粹好奇心的驱使下进行严密的思索。然而，在中国，由于经济学大部分情况下仍然被看成是一门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学科，再加上缺乏强有力的学术制度和足够的资源来为经济学的自由探寻提供支撑，中国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来鼓励纯粹以学术为目的的经济学研究，让经济学家去自由探寻。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纯粹以学术性研究为目的的经济学研究资助基金，有些科研基金对课题成果的评价也往往是非学术导向的。 　　不能提供学术方面最有价值的回报，即同行的认同、尊敬和影响，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制度支撑让经济学家们去自由探寻，中国经济学学术市场失去独立性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主导性的政治需求市场 　　 　　众所周知，无论国内国外，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通行的学术惯例是，学术研究报告首先寻求的是学术同行的认同和评价。然而，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这一惯例却被改变了，变成了研究成果首先寻求的是政府部门的认同和评价，然后再去寻求相关学者的意见，而学者的意见也往往只是“锦上添花”而已。政府官员或政治家的一句评价往往会直接决定着经济学研究成果在社会和学术界的地位。 　　前不久，笔者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城市金融生态报告的发布会。报告的主要研究人员在介绍这份研究报告内容时，多次强调这是一份学术性报告。事实上，从内容来看，该报告也确实是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的。然而，研究者介绍完研究内容后，会议主持人首先邀请的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对报告进行评论，接着是保监会的官员进行评论。在这些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做出评论完毕以后，主持人才邀请相关的学者进行发言。在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基本上是为政治需求市场所主导。 　　经济学家的政治需求市场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主导性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式所决定的。在中国，很多领域的经济改革，比如农村土地改革、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都是沿着“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这样一种改革路径进行的：企业和个人出于对利益机会的响应，突破计划体制的限制，进行“非法”的市场化创新；地方政府在面临财政和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基于对改革风险与自身利益的权衡，选择对企业和个人的“非法”市场化行为加以保护和引导，实行“局部合法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