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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症结”及原因分析 　　摘要：中日关系走向低迷由来已久，“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各方注目的焦点。本文仅从历史和地缘政治两个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形成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日关系；历史；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4―0089―03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它不仅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复杂的恩怨，又与中国有许多利益的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中日建交三十余年来，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近年来，中日关系由“政冷经热”逐渐转向“政冷经凉”，引起政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不少论者撰文指出：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症结”在于日本政府领导人没有认真反省和正确对待历史问题，而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仅止于此还不够全面。笔者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加剧中日政治关系紧张的直接导火线，它是日本政府对华恶劣态度的表现而非根本原因，其背后的根源极为复杂。有鉴于此，必须对这一“症结”的深层次原因进行理性分析，以冷静和宽容的态度予以处理，促成中日关系的缓和，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从历史的层面上看 　　 　　日本被称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秦汉时期，便有不少中国人通过朝鲜半岛经对马海峡或直接乘日本海环流到达日本列岛。他们带去养蚕、织绸的技术，也带去汉字和汉族的各种学说与思想。 　　在长达2000多年的文化交流史中，无数日本僧侣“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冲破万里惊涛骇浪，到达中国，钻研佛教以及儒学、诗文、医学、书法、茶道、绘画、建筑、造园、印刷等种种文化后归国，或带回中国的文化产品，不断提供清新的刺激，为日本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在和平环境下发生和进行的，这与对外战争中强制性的文化输出甚至民族同化有着天壤之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主动向中国学习时是有目的、有选择、自主、自为的，它在模仿、吸收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时，从没有放弃其自身最基本的理念和价值判断――而是把从中国拿来的东西进行删改、补充直至完善甚或有所创新，以适合自身的需要。 　　日本古代在文化、政治、法律乃至饮食习惯等诸多方面受惠于中国的确已是老生常谈，但有一个史实却经常被人们忽略――即日本是中国周边邻国中唯一不曾承认中国宗主国地位的国家。据《隋书?东夷传》记载，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推古天皇十五年)，日本大使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与大陆强国力争平等的姿态跃然纸上。唐代，中央政府接待几十个藩国的外交使团，礼仪上难免有位次之争，而日本遣唐使则会在每次列国朝贺时都尽力争得“倭最胜”的地位。 　　从以上材料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在文化和国家关系两方面对中国是采取双重态度的：在学习文化方面抱着虚心求教甚至景仰、崇尚的态度，而在处理双边关系中则极力保持较高姿态，从而游离于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古代东亚宗藩体系之外。 　　及至18世纪，日本的“国学”研究取得巨大发展，学者们努力探求其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核心价值，以此来打破中国的儒家学说在日本学术界文化界的统治地位。从此，不论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是儒家思想作为一整套价值规范，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都迅速衰落。而促成这一结果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西学的传人。 　　根据美国学者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B Jansen)的长期研究，在18世纪20年代，幕府将军德川宗吉开始准许若干家臣研究兰学(荷兰学)以应改良日历之需；1771年，两个医生――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在“江户历史性解剖”中认识到人体的内脏器官位置“与我们按照古老的中国理论所认识的情形出入很大”，因此开始翻译西方的医学书籍；1796年，日本的翻译人员完成了一部学习荷兰文的字典……总之，自18至19世纪，兰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并广泛流行开来，这在学术领域直接导致了汉学地位的衰落， “汉学发展缓慢，而兰学则明白透彻而发展迅速，是因为兰学是用平实直接的语言写成的”。1811年，又有学者明确提出：汉学只是数种学问之一……兰学则用处更大。思想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重要的政治意义，那就是在日本人心目中，西方的地位取代了中国并且迅速上升，“以西方为师”逐渐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一思想又因为目睹中国虽然一贯鄙视“蛮夷”却又在1644年以后甘心由“蛮夷”来统治而得到加强。 　　随着1853年日本被迫“开国”，与西方国家处理外交关系的现实需要使得学习西学更是被赋予重要意义。幕府政府和各大藩主不但越来越重视西学的研究工作，而且在19世纪60年代多次派出远赴西方的外交使团，其规模和人员规格也都不断上升。这些出使团的成员对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