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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性的认识看和谐社会的构建 　　英国经济学家科斯于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文章以工厂的烟尘对邻近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损害这一例子引出对负的外部性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近三十年高速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决外部性问题的过程，如政企分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外开放等，也是一个不断产生外部性问题的过程，如分配不公、腐败、环境污染等。而今，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政府提出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效率与公平并举是一个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更新，则是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的前提保证。对外部性问题研究引起对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关注，认识的过程也有助于加深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解。 　　 　　一、传统的外部性理论 　　 　　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首先提出“外部经济”概念以来，外部性视角一直是经济学分析社会成本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在一定意义上说，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的不一致体现了外部性（externality）概念的实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个体福利（成本）与社会福利（成本）的一致性。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往往并不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市场中的大量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12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在判断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效率时，不能仅仅以私人的成本收益核算为依据，更要以社会成本收益核算为依据，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经济活动中当一个行为主体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个或另一些行为主体的福利时，而又不付报酬赔偿或收取补偿，就意味着前者的行动对后者具有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大效率，即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由于这种影响是某一经济主体在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局外人产生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又是处于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之外，故称之为外部性。外部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负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经济学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工厂生产过程中烟囱排放的烟雾影响了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说在工厂的生产经营成本之外，周围的居民也承担了一部分成本；另外一种是正的外部性（外部经济），例如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发明成果同时也为社会其他成员所享用，即是发明所带来的收益不仅为发明者享有，同时也为其他社会成员享有。根据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无论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还是小于边际私人成本，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都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在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是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基于此，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就提出应当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消除这种背离。庇古认为，政府进行干预的原则应当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行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效益的部门实行补贴，从而通过把外部性的影响内部化来消除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的背离，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种征税与补贴政策建议后来就被直接称为“庇古税”。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之前，“庇古税”理论一直在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上占据着支配的地位，而且至今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经济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科斯对庇古的批判 　　 　　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就是在批判“庇古税”理论过程中形成的。科斯对“庇古税”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外部性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是具有相互性。例如，按照“庇古税”理论，如果甲的经济活动对乙产生负的外部性，那么就应该由甲对乙进行补偿。但是，科斯指出，避免甲对乙的损害也将使甲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究竟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科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社会总体成本与福利的角度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其次，科斯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无论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都可以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为甲和乙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如果产权是明晰的，交易双方就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而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庇古税”没有存在的必要。最后，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外部性的内部化需要对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成本收益加以权衡才可以决定，也就是说，“庇古税”方案既可能是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是无效的制度安排，而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