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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谱哲学的创立谈科研方法论 　　摘要：广谱哲学的创立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带给科研工作者很多启示。主要从研究课题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课题要有合适的方法论和解决课题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这三个方面阐述广谱哲学创立的科研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广谱哲学；科研方法；课题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197-02 　　 　　有幸聆听张玉祥教授的《广谱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课程，其中，广谱哲学的艰难创业过程，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启示尤深，它们虽不属于广谱哲学本身，但会使我们终身受益。它们是无形的，但却给我们无穷的激励。 　　一、课题就是解决矛盾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是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 　　科研课题到哪里去找？来源虽然很多，但也要看是什么课题，像广谱哲学这样的全新课题，试图对哲学进行广义量化建摸，不仅没有直接的社会需求，甚至也不会列入哪一级的科研课题（例如，国家级或省级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 　　广谱哲学的课题首先产生于两种思维方式的撞击。张玉祥教授是学水利工程的，毕业后却从事哲学教学工作，自然科学的精确思维方式和哲学的定性思辨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而巨大的反差，哲学能否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而又不丧失它的普适性？这样一个难题、矛盾就成为反复折磨张教授的重大“课题”。 　　这样一个课题能否解决是没有预设的答案的。一般而言，精确性和普适性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哲学追求普适性（所谓“放之四海皆准”），但以丧失了精确性为代价。数理自然科学追求精确性，但以丧失了普适性为代价。要两者兼顾，谈何容易！我们看到，在哲学教科书里，经常举一些精确的自然科学的例子，例如，讲时空观时举非欧几何和相对论的例子，讲辩证法时举微积分和物理、化学的例子，但那只是举例，而不是哲学本身的数学化、精确化。 　　1981年，张玉祥教授向河北省哲学学会提交了一篇论文《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模型初探》，在这篇论文中，他用互逆运算“模拟”对立统一规律，用函数“模拟”否定之否定规律，用极限概念“模拟”量变质变规律。事过不久，他就意识到，这是一次失败的纪录。原因在于，辩证法三大规律的使用范围太宽了，而互逆运算、极限概念、周期函数等传统数学工具都是一些极特殊的工具，用张教授自己的话说，这种“模拟”无异于是“把哲学这个硕大无比的花朵插到了极其纤细的茎上”。此后多年，张教授不断跟踪和探索数学方法在哲学上的移植问题，曾尝试过微分动力系统理论、流形理论、纤维丛理论、变换丛理论、拓扑学方法等，但均成效甚微。他后来总结说，由于哲学概念、命题的普适性，以传统数学为工具、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对哲学进行数学化改造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张教授早期花了六七年时间以失败而告终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它表明要解决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其难度有多大！ 　　此后，张教授把希望的目光转向横断交叉科学，特别是以“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为代表的系统科学群。在这个领域里，他接触了许多新思想、新方法，但他很快明白了，系统科学的数学方法仅限于以数值化为基础的传统数学框架内，无法移用到哲学问题上。他公正地指出，系统科学有很多很漂亮的思想，许多概念、原理的普适性也很高，但系统科学的数学模型却很窄，与他的很宽的思想、原理不相称。有了这些经历，张教授模糊地感觉到：也许数学武器库里还没有打锻出足以描述哲学普适性的武器，要解决哲学的普适性和精确性的矛盾还有无希望？ 　　回顾历史，著名的哲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迪卡儿，就曾经试图用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阐发哲学原理，这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德国著名的控制论哲学家克劳斯也曾试图用传统数学方法和控制论模型阐发哲学原理，也早已成为失败的历史。在中国，从建国以来，有许多哲学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也都做过无数的尝试，但均未取得公认的成果。是哲学本来就不能数学化，还是数学工具本身有问题（条件过于苛刻、严格）？是课题本身选的过高，超出时代的条件？还是个人的知识结构或思维达不到解决课题的水平？这是科学研究的十字路口，也是张教授经过多年失败后不能正视的重大问题。 　　二、解决课题要有相应的方法论 　　――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无法实现广谱哲学的基本目标 　　正当张玉祥教授已失败了多年、苦于找不到哲学的量化建模工具时，在中国，另一门新兴的学科――泛系方法论正以江城武汉为中心，在学术界“悄悄地”传播和发展着。1986年，有人向张教授介绍了吴学谋的一组论文《泛系分析与科学方法论》，他读后深感意外：居然有这样一种方法论兼顾普适性和相对精确性于一身？这是不是我多年要找的武器？但多年的失败不敢使他盲目乐观。1987年，张教授到秦皇岛认真听取了吴学谋先生的学术报告，并与吴先生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交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