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来明对于商法制度探究要有建设性.docVIP

吕来明对于商法制度探究要有建设性 　　我国在未来进行金融创新或推出金融衍生产品过程中，法律，特别是部门规章性质的法律文件，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前提是监管机构和被监管金融企业的关系需作进一步的梳理和调整。 　　 　　“江平老师的人格魅力，他的学识和才华在迄今为止我认识的老师中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 　　记者(下文简称“记”)记：在您的大学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呢? 　　吕来明(下文简称“吕”)吕：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连省会城市都没去过，来到北京觉得一切都很新鲜。上大学后班上同学搞联欢活动、舞会等，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很新奇，所以我对刚开学发生的事情印象都很深刻。我毕业是1989年，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我们那一届入学第一年都没有在学校上课，而是到法院去实习锻炼了。1990年回到学校，和下一届的同学一起上课，第二年就毕业了，所以还是比较紧张的。 　　记：您硕士期间有没有哪位老师对您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呢? 　　吕：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史越教授，硕士期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杨振山老师。我们大部分的日常工作都是杨老师在管理，所以虽然每个学生另外各有一位导师，但是基本上和杨老师的联系是最多的。杨老师的思想确实很有深度，做学问也很认真，而且比较开明。 　　我研究生期间在《法学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从归属到利用》。这篇文章后来被评为《法学研究》百期优秀论文，一百期杂志几千篇，评选出20多篇优秀论文。从目前看到的文献看，所有权制度“从归属到利用”的提法，在国内是我最早进行归纳的，但现在已经是共识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就是源于杨老师民法课上的一次讨论。当时我在课堂发言，杨老师说我的观点很有思想，鼓励我把它整理成一篇文章。此外就是江平老师。 　　江老师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导师了。我同江老师的直接联系不多，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学识和才华在迄今为止我认识的老师中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 　　“我们商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同商业实跋的距离太远。” 　　记：您上研究生时读的是民法专业，现在您研究的主要是商??，您的兴趣是如何转变的呢? 　　吕：毕业以后开始从事商法的教学工作，研究的兴趣也就再次转到了商法上来。因为兴趣不能完全依靠你个人任意的想法，它还要同你的工作、学业等联系起来。我现在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商去的理论，一个是票据法。其中，我对票据法的兴趣应该说是最大的。因为它同物权法有共通之处，即它们都不只是制度，而具有很好的逻辑性。我自己比较喜欢在这些方面进行研究和思考。 　　记：您刚开始从事商法的教学时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吕：商法的课其实不是太好讲，一个是总则部分比较空洞，抽象，讲好很难；另一个是商去的部门法中，除了公司法之外，专业技术性都很强，刚刚上大学一二年级的本科生很难理解。其他的部门法，比如说婚姻法、刑法，老师不用介绍学生也了解背景的情况。但是商法的内容离他们的生活很远，规范也比较复杂，所以在讲的时候，我就得尽可能地联系实际，联系当下的热点事件，多举例子。 　　记：就您多年来从事商法研究的经验来看，我国商法同外国相比水平如何呢? 　　吕：我们商去最大的问题就是同商业实践的距离太远。虽然我们的法律在不断地修改，法律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但是法???研究的主要方面仍然以理论研究为主，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针对现代社会出现的许多新型的商业模式、商业实践对应的法律研究就很少。 　　现在的商去学教材实际上分为六大块：公司、证券、保险、破产、票据、海商。这一模式其实是受到我国台湾地区的影响。而台湾又同日本差不多，都是大陆法系的模式。但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学早已超出了这个范围，而我们却没有突破。电子商务、网络交易模式、经销代理制度、银行信用卡交易等等，已经成为现代商业活动中很普遍很重要的部分了，而我们现在的商法教学和商去研究对这一块涉足得却很少。就现代商法具体制度的研究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向英美法系，尤其是向美国学习。因为那里的商业活动最为活跃，商人的创造更加丰富。商去特征同民法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商法是商人造法。我们现在的立法、研究就是缺少商人这块主体。也就是说商人在立法过程中没有参与进来。法学家立法也好，法官立法也好，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对商业模式的变革和发展不够敏感。我们跟别的国家的差距恐怕主要也是在这一方面。至于研究方法，现在到国外留学的学者也很多，基本上都学到了，所以这方面问题不大。 　　记：那么您在研究过程中比较偏好于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呢? 　　吕：研究方法中我比较喜欢实证研究的方法，但是难度很大，我现在还不能够完全做到。目前我还是采取比较研究和归纳演绎的传统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就是真正地去调查、整理一些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