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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产权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绩效分析 　　摘　要：回顾我国的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由于国家对于产权界定、侧重的不同，造成了我国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造成了不同的经济绩效。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主要的土地制度安排的绩效进行分析比较，尤其是对重点分析近年来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些制度创新的分析。我们发现，制度约束和锁定是造成经济低效的主要原因，为此，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如何使制度安排的绩效更大，为农村土地制变迁减轻压力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国家；产权；土地制度；绩效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3-0010-07 　　 　　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根据现代产权理论，完整的产权只要求有专有的使用权、自由的转让权和收入(收益)的独享权(科斯等，1994)。因此，农地产权制度也可以看成是农地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的集合。由于国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并具有“规模经济”的组织，其对于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的有效性直接影响产权的强度。但作为国家不可能免费界定与保护产权，它为保护产权所能花费的资源归根到底来自于产权。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利倾向的国家有可能凭借其独一无二的地位索取高于其提供服务的租金。产权从一开始就注定由于国家的介入而不那么完整独立。因此，Demsetz提出“所有权残缺(the truncation of ownership)”的概念，不得不特别地提到国家。他指出，所有权残缺是指在完整的所有权约束中的部分被删除。所以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产权不能完全离开国家而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国家的引入又非常容易导致产权的残缺。 　　有效的经济组织(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关键(NorthTomas，1973)，当North后来回答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长期存在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国家在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过程中，不仅既有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社会总产值最大化的动机，而且总是力图获取最大化的租金。这样，在最大化国家垄断租金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体制之间，就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而国家在面临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时，就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这就是“North Puzzle”。由此，我们会提出在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有些时候国家合理的界定和保护产权而产生良好的经济绩效，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却只能得到短期的经济增长而陷入无效体制的长期困境中呢? 　　 　　一、农村土地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分析 　　 　　土地制度是一束权利的集合，如转让权、自由处置权、剩余索取权及占有权等等，那么在当地条件变化时，它将会演化成这些权利的不同组合。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国家对于农村土地产权的不同规定和限制，对于经济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我们给出一个分析土地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地权稳定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社会保障效应等。 　　 　　(一)土地产权稳定性效应 　　关于地权稳定性效应的研究很多。兰虹，冯涛(2002)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得出，我国土地产权制度演进中人地关系紧张始终存在，在用地与养地的均衡过程中，稳定的土地产权才可以保证土地长期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在更多的实证研究中，姚洋在对浙江和江西两省449个农户的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对农民的绿肥施用面积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姚洋，1998)。在对广东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与肥料使用实证研究后认为土地产权的制度安排或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不但影响农民对农业用地旨在提高土地肥力的长期性投入，而且影响其对农业用地的短期投入，而化肥的过量施用，也可能导致土地质量的下降(何凌云，黄季?，2001)。 　　 　　土地制度的稳定性，涉及到一个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周其仁，刘守英，1988)。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其结果自然是土地分配随人口的变化而变化。定期重新配置土地以适应村庄人口的变化，意味着农户的土地在将来的某一时刻将易手到他人手中。尽管农户可能因失去已经在这些土地上的进行的投资而得到补偿，但这种补偿的量很难确定，因为每个人对同一投资所给予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土地不定期调整的作用如同一种随机税，它会在不可预见的某一天将土地拿走，同时带走农民投入土地的中长期投资，或者农民会进行掠夺性的耕种，比如施用大量的化肥以追求短期的利益最大化。土地在农户间的单纯转移并不构成效率的损失。但是由于附着于土地的中长期投资也同时随之转移，且其价值一般难以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