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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理论农业产业化经营合同违约率问题分析 　　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是以合同为纽带的“公司＋农户”纵向一体化形式。公司与农户，这两个利益相对独立的主体，出于竞争需要，以某种程度的互利为条件，为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或主动或被动地融进了农业产业化链条。他们之间既有合作，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在彼此调适中推动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博弈关系由此而生，并始终是农业产业化进程快慢、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本文应用博弈论研究农业产业化中公司与农户间存在较高违约率的问题，分析其行为规律，揭示农户合同违约率高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改善公司与农户博弈关系的对策。 　　 　　一、合同履行中公司与农户的博弈关系 　　 　　以契约为纽带的“公司＋农户”、公司与农户垂直一体化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农业产业化中公司与农户博弈关系的两种表现形式，前者所占比重较大，为非合作博弈；后者所占比重较小，是农业产业化的高级形式，为合作博弈。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实践中，“公司＋农户”中的“＋”是指“订单”或“合同”关系，这种关系中二者是“零和”博弈关系。最突出的问题是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两个主体之间的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表现为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合同的违约率居高不下。据统计，双方之间的合同的完全守约率仅20%左右，其余80%的合同，要么公司违约，要么农户违约。当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价时，农户可能会违约将农产品卖给公司以外的他人；当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价格时，公司可能会拒收合同定购的农产品或者压级、压价收购，违背当初的约定。这种行为的出现，显然不利于农业产业化中公司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合作联盟关系。 　　 　　二、农户高违约率的成因 　　 　　（一）公司一方的资产专用性远远高于农户一方 　　一般而言，公司的土地、厂房、设备、专业技术人员等一经投入，就会产生专用性：用于加工大豆的设备无法用来加工蔬菜。而这种专用性本身带来的不灵活性就决定了其专用性资产准租金被农户剥夺的风险很大，也就是说农户违约、对公司进行“要挟”的可能性比???大。比如，公司与农户签了收购大豆的订单，到秋收时，农户可能要求提高收购价格(当然是在供不应求时),否则会以将大豆卖给别人相要挟。因为农户很清楚，公司如果不答应，就可能收不上来大豆，而那时即使市场上蔬菜等大豆以外的农产品的供应量很大而且价格很低，公司却因资产专用性的限制无法轻易将加工大豆的设备转换成加工蔬菜的设备，就只能承受因原料短缺而开工不足的损失了。这样，公司就可能答应农户的提价要求，也就是说农户的“要挟”会很有效，这必然纵容农户的违约。而农户一方，虽然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特点决定了耕地、种子等生产资料在一个周期内专用，牛舍、羊舍等也因无法不花费成本地转换为其他生产资料，使得农户资产也具有一定的专用性。但农业生产的资产专用性相对而言有较大弹性：第一，有些资产只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专用，下一个生产周期很容易改变用途，如耕地，今年种大豆，明年就可以种蔬菜；第二，农户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其专用性资产的金额远远低于公司，所以农户的资产专用性准租金被剥削的可能性和被剥削的损失远比公司小得多，因此农户的违约成本一般而言要比公司低，就必然导致农户违约的多发性、而有经营实力也就是资产专用性较强的公司却不敢轻易违约。比如公司与农户签订了收购大豆的订单后，公司如果因当年市场供过于求擅自降低收购价格，当年可能会获得一些投机收益，但下一年农户就不会再与公司签订单种大豆、可能会转而种植蔬菜，而公司加工大豆的设备却无法在下一年转而加工蔬菜，所以公司会遭受更大损失。 　　（二）我国农户具有数量多、规模小、高度分散、实力薄弱的结构特性 　　首先，由于我国农户生产经营单位具有“小、多、散、弱”的组织结构特点，由此决定了即使农户违约，公司也没有精力、没有能力去向千万个小农户讨要赔偿；其次，我国农户的弱质性决定了即使其违约、且令其承担违约责任，也会因农户没有或没有更多可用来承担责任的资产，而令公司方（包括法院）束手无策；第三、政府、社会，包括法律，普遍存在着同情弱者情结，农户违约，很容易博得大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免于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三方面的原因，在农户违约成本很低甚至可以不承担违约成本的现实条件下，农户违约无疑很常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农业产业化中并不适于违约的事后法律制裁，更应从事前控制角度来降低合同违约率。 　　（三）公司自身经济实力、抗风险能力有限，无法提高农户违约的机会成本 　　公司一般是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龙头，只有龙头的经济实力、抗风险能力足够强，才有足够的为农户让利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带动农户共同发展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诱导”、“贿赂”农户来守约的目的，才能使违约农户因失去公司的庇护而遭受较大的损失――承受相应的“经济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