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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矛盾性及其他 　　我绝非多愁善感之人，对于催泪的东西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然而，在读《孔子世家》时，我却流泪了。 　　其实我感觉无论是谁写作孔子的一生，都是极其感染人的。因为孔子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本身不可避免的无奈与痛苦：丧失至亲，命运多舛，怀才不遇，无人了解等。一个经历了一番沧桑与白云苍狗后的人，会自然地把自己看做是孔子在两千年以后的寂寥的回声，这也就是孔子在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后，依然可以打动诸如伏尔泰、卢梭和卡夫卡之类的大家，因为语言表达的差异是无法阻遏人性光辉的发散的。 　　公元前４９５年，５６岁的孔子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值得大写的事，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我想用一个词语概括这浩浩14年，应该是“精神苦旅”，这好比是一次凤凰涅■。去之前，别人叫他孔夫子；14年后，世人称呼他为孔圣人。涅■的过程是痛苦的，一方面他每时每刻都得忍受列国的礼崩乐坏，名实不符，诸侯们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和他同属一级的士人也充满着急功近利、汲汲用世的情绪，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时无刻不想着：我是周礼在人间的代表，我是来匡正世道的，这个乱世能奈我何！匡人把他困住，他笑着说：“匡人其如予何？”桓■欲谋害他，他不屑地说：“桓■其如予何？”这不是自负，而是一种对理想近乎痴狂的执著。 　　我们试想，一个生不见父、少时丧母的男人，从小到大唯一能弥补他心中严重失衡的就是一堆在他人看来已腐朽不堪的礼乐典章。孔子17岁就成为了一名主持祭祀礼仪的儒士，在主持祭祀的过程中，他感受到敬畏与信仰的力量，让他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保持着赤子之心，就是所谓的仁了。这样两方面现实与理想、肉体与精神的直接冲突，注定这14年不会平凡。孔子的精神意识一直在游离，因此我们在读《论语》时，会发现孔子有许多话是有些歧义乃至自相矛盾的，甚至在与学生的辩论中也不能自圆其说。像对待“出世与入世”的问题，孔子是主张入世的，认为“隐隐没世，而文章不表与后也”是一种耻辱，并把身为人臣作为处世最高道义，反对隐居不仕，但是在评价宁武子时，却又赞誉其“邦有道???智，邦无道则愚”，肯定了“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观点的合理性。他一方面反对臣子的“愚忠”，另一方面又要求其在乱世承担起匡扶世道的责任。这就体现了孔子思想的矛盾性。 　　但这种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儒学本身具有包容性，即求同存异，儒家思想中很大一部分吸收了三教九流的见解，与其他学派相互交融，这样的矛盾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加剧，因此后来的儒士荀子干脆就培养出来两个法家大师；其次是孔子自身的矛盾，他信奉周礼，但是他也清楚其思想的不可行性，他奔波各诸侯国的行为被看做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自己也笑着承认自己“累累若丧家犬”。这样了解自己思想主张与时代的相悖，他的言行也就难以避免矛盾了。但这种矛盾最终还是回归到儒学上来。《论语》毫不避讳地表现孔子的这一面，其实告诉我们：孔子也是很纠结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意识与存在截然不同的失望，他的一生都是一段多舛的“精神苦旅”，一个困厄终生，思想挣扎的智者形象，更能被世人接受。 　　孔子是一个很有才的人，他本人也是不回避地表现这一点的，他说只要任用自己，国家三年即大治。那让我们看看孔子是如何治国的：他在担任鲁国的大司寇时，鲁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堕三都”。所谓的“堕三都”，就是把当时鲁国专政的“三桓”――季孙、叔孙、孟孙城邑的城墙给拆掉。不要以为这是在搞装修，“堕三都”就是要搞垮“三桓”的势力，交权力归鲁国王室。把城墙拆了，下一步自然就是攻城了。可是“三桓”不是软柿子，“堕三都”并没有什么功效，尊王行动也未成功。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孔子“堕三都”的举措，与他的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在孔子看来，用武力征伐是最末最末的行为了，按照正统的儒家做法，孔子应该加大宣扬仁义道德，匡正风气，搞得“三桓”热泪盈眶，自责不已，然后把权力拱手交回给公室，严重一点然后还自刎而死。可孔子没有，在他担任大司寇的几年里，他的政治手段主要是以强硬为主的。在齐国与鲁国的和会上，为了压一压齐国的气势，孔子一斩乐师，二斩歌妓，让这个齐王也傻了眼。对于扰乱国政的少正卯，他想也没想，杀！感觉和那些法家人士没什么区别。我们来听听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子路曾经问孔子：“卫君想请你做事，你去了先做什么？”孔子很快接了一句：“正名分。”这三个字很有内容，正名分，端正各自的名分，君是君，臣是臣，各行其道，只有这样，才能展开一系列理想化的政治。我们会发现孔子的一些所谓“德治”的理想施行者都是君王，天子，而不是大夫，更不要说是家臣。他没有指出怎么“正名分”，换句话说，他的观点就是：要用各种手段正名分。所以孔子才会问心无愧地去动用武力，乃至依附陪臣的势力去对付“三桓”。 　　个人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应该分为两部分，即：一，正名；二，德治以及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