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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文化解读一种课程资源开发利用途径 　　课程，文化的一种存在状态 　　 　　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说。一般大众所理解的狭义文化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得见的语言、文学、艺术等活动，而作为文化研究领域里所指的文化则是广泛意义上的大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文化下的定义：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1]这个定义中文化不再拘泥于艺术，不再拘泥于过去的优秀遗产和当代的优秀思想，而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了进来。文化就是错综复杂的意义和意识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意义和意识的生产、消费和流通的过程。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其中最为广泛让人接受和理解的是泰勒的描述性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2]在这个文化概念之后，人们对“文化”的研究达成了一些共识。首先，文化是一群人所共有的集体表象和准则，调节个人之间关系、限定人的行为，使同一社群中的人们能互相预知对方行为的一些规范。其次，文化是后天习得的，通过各种方式的教与学，才吸收成为小孩长大成人之后所具有的那些价值观和道德观。再次，对于个体而言，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的社会活动。 　　在以往的课程改革研究中，文化往往是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要素，在论述课程改革与社会的关系中顺带论述文化对课程改革的影响。课程改革运动的成功或失败，似乎是现存的课程理论和当时的社会及政治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文化对课程改革深层面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说以往的课程改革实质上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政治性的改革。课程改革的另一种研究框架就是从课程改革与人的关系入手。在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之间，课程改革实际上更容易出现讨论抽象的人、孤立的人等现象，忽视了人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这在无意中也就否认了文化对课程改革的制约和影响。 　　“课程”与“文化”是一对联系最为紧密的范畴。文化孕育了课程，课程传承着文化；没有文化的淀积，课程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课程又凝炼着文化，没有了课程的负载，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也终将枯竭。文化既是课程和课程改革的外部制约因素，又是课程和课程改革的内部构成要素，它起到了沟通课程和课程改革内外部关系的桥梁作用。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课程的本质与功能，认为课程本身是一种文化，它是脱胎于历史与现实文化的一种新文化。课程从文化母体中所继承的是它的根本性存在方式、价值关怀和内在旨趣。课程与文化从本质上讲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和共通性。它们不仅具有相同的使命和内涵，而且都是作为一种价值性或意义性的存在体而对社会和人发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课程文化是具有自为性、生成性和建构性的，课程作为一种生成性文化，所以说它是脱胎于历史与现实文化的一种新文化。因此，文化研究对于揭示课程实际运行和存在的方式以及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摆脱旧课程论课程，把课程仅仅当作知识与技能的载体，正确认识和理解课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指导。 　　 　　学生文化，源于并影响着课程 　　 　　学生文化是学生群体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是指这一特定群体所具有的知识能力、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价值取向、心理意识和他们真实生活世界内容的总和。[3]学生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它体现同一年龄和时代的共同性，但更多的是体现了不同学生间的差异性。学生文化属于学校亚文化系统，它以学生群体为载体，包含着一定的意义系统、表达方式和生活风尚，反映了青少年儿童世界的经验体会，是年轻一代特有的社会文化倾向，与占主导地位的学校文化相对应。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学校亚文化系统，就如科尔蔓指出的那样，“独立的亚文化恰恰生存在成年人的眼前一一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有特殊的象征物，尤其重要的是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些使他们从庞大的社会的既定目标的轨道上脱离而步入歧途。”[4]它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在价值体系、行为方式上都具有重要的自在性、特殊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学生文化蕴涵了大量的学生群体特有的经验。各种个人的经验进入这个群体文化之后总会带上这个群体文化的烙印，以这个群体文化的特有方式来表达个人的经验。 　　就学生文化的组成或来源，课程文化是他们所接受的特殊社会文化，学生的知识、价值观等的形成无不受着课程文化的熏染。无论哪个国家或者是什么时代的课程，都是从已有的或现实的文化中，选择出具有普遍意义、符合社会价值规范和取向的内容，把它们组合、分化、凝固、组成法定文化，通过教师课程的实施传授给学生，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知识在课堂中的社会建构过程，它分为整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