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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化和归化再思考 　　摘 要：异化和归化作为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是翻译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从文化翻译学的视角，以Venuti的异化归化为理论依据，通过对其来源的分析，着重探讨异化和归化与直译和意译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译者在翻译中准确把握翻译的基调，树立一个整体的翻译观。 　　关键词：异化 归化 直译 意译 　　 　　1. 异化和归化的来源及其概念 　　 　　翻译的归化和异化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 Venuti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于18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和归化观无疑是受到了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不过，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而Venuti却将Schleiermacher的论点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从而得出了异化的翻译主张。近十年来的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翻译讨论，是以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 　　归化翻译就是“遵守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需要”(Venuti，2001：240)；归化翻译能使译文更接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使译文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意思，符合“达”的翻译标准。使用归化法能够处理翻译中可能出现的意义表达和语言习惯问题。在原文难以直译或直译会造成意义理解上的问题时，可以考虑使用归化翻译法。异化翻译则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ti，2001：240）。异化译法是以原文表达为重点，注重原文的表达习惯和原文所传递的文化差异，着重凸显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在当今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异化译法对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异化归化与直译意译的关系 　　 　　首先笔者想提出两个问题，异化是否等同于直译，归化是否等同于意译呢？要想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得从词源入手。所谓“归化”，按《辞海》的解释“即‘入籍’的旧称”。翻译的“归化”则喻指在翻译过程中，把客“籍”的出发语言极力纳入归宿语言之“籍”：英译汉就不遗余力地汉化；汉译英则千方百计地英化。《翻译学词典》定义“异化翻译”：“异化翻译，或称少数族化（minoritizing）翻译：韦努蒂（1995）用以指那种保留原文异国情调（foreignness）、故意打破目标语规约的翻译的术语。韦努蒂认为这一概念源自施莱马赫（Schleiermacher）。施莱马赫在讨论这种翻译时指出：“译者要尽可能让作者不动，把读者推到作者那里去。”其实指的就是翻译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直译指的是在翻译中对原文的一种合适的再现，当原语和译语在词序上、语法结构、修辞手法上保持一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直译的方法；意译是指原语和译语在词序上、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法上不一致时所使用的一种翻译方法。关于文质之争，几千年以来都一直是翻译界永恒的话题，孰是孰非，其实也没有必要争出一个高下来，直译和意译都各有所长，我们不能在翻译中局限于一种翻译方法，应当扬弃绝对化，不能将任何一种翻译方法绝对化，不能用任何一种翻译方法排斥另一种翻译方法，树立整体的翻译观，综观、纵观地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自从异化归化概念提出以后，中国翻译上接连有好几篇文章阐述异化归化，以前的文质之争上升到现在的异化归化之争。我们将通过两个表格来探讨一下异化归化和直译意译的异同。 　　 　　通过表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方法和策略是两回事，也就是说，策略是指导方法的，是纵观的翻译观。 　　 　　通过表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异化归化与直译意译之间的异同，从而得出结论，异化不等于直译，归化也不等于意译。它们虽然是有联系的，都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新产物，其来源可能是相近的，但是发展的阶段不同，发展的结果也就不同。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说到，“异化与归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与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异化和归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异化和归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