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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测量探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向 　　摘要：本文秉持的基本立场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发展，而幸福则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对幸福测量研究综述之上，本文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测量观，即在新转型时代，除了“生产性产出”的经济绩效之外，更要注重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社会进步。 　　关键词：幸福测量　经济发展方式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　幸福社会 　　 　　一、幸福测量研究综述 　　 　　幸福及对幸福测量的探讨是一道千古话题，人言人殊，远的可以追溯到西方伦理学奠基人亚里斯多德(2005)在其“尼各马科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第十卷中论及的“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将幸福视为人生最终目的与至善。在社会科学界，对幸福的理解一般是从经济学角度去探讨的。例如亚当?斯密(2008)在其《道德情操论》中论及“经济发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边沁提出的“幸福最大化原则”则是基于其信仰不渝的功利主义理论之上的，尽管其中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之处。边沁之后，杰文斯以正负效用观进一步丰富了其共有的避苦求乐“快乐净收益”论点。而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却告诉我们一个有悖于传统经济学认识的“幸福悖论”，即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几乎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相对于财富而言，婚姻、健康、职业与良好的社会关系等要素可以带来更加持久的快乐。一定程度上，学界有关幸福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的讨论催生了的对福利经济学，乃至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如传统效用函数论)提出挑战的“快乐经济学”(Economics 0f Happiness)与基于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和体验效用，experiencedutilily)的“幸福学”(Hedonics)的诞生，与此相呼应的名家即有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Political Science(LSE)0f EconomicsCentm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曾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顾问的英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和著名澳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Yew-Ywang Ng)。前者在其“Happiness：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中译本名称为“不幸福的经济学”)著述中指出幸福无疑是社会唯一值得努??的目标(Richard Layard，2009)。后者在其《东亚快乐鸿沟》(The East-Asian Happiness Gap：Speculating 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1论述中指出，除却经济因素之外，人们的幸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总体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其他学者也对幸福悖论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Carol Graham(2005)对相关经验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指出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不存在有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而在对幸福的测量方面，在经济学界，除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以“可行能力”(capabilily)论之外，还陆续提出来几个具有一定影响的指数或量表。例如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力推的“快乐星球指数”(HPI。Happy PlanetIndex)和“幸福学”(Hedonics)倡导者、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兼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Christopher K.Hsee)提出的国民幸福计算指数也颇有影响，即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o／o+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数×c％。另外，以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研究著称的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与他人合作提出的“日重现法”(DRM，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aniel Kahneman，2006)，即根据一定问题架构来引导被测试，者对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进行回忆与再现，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简言之，在幸福及其测量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主流经济学。如福利经济学和非主流的“快乐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对其都有贡献。某种程度上，前者的幸福观可以视为以收入为基础的客观效用幸福论，倡导经济福利测度MEW(Measure of Econ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