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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对外经贸关系 　　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十一五”时期，世界经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重构规则(或规则演化)的进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纵观“十一五”时期的发展轨迹，世界经济与政治总体趋势便是传统政治经济霸权地位相对下降，新兴市场经济体分量相对提升，中国经济地位提升尤为显著。从次贷危机高峰时期的“中国救资本主义”之说，到2010年将尽之际接连召开的两场最高层次经济外交会议，中国经济外交的成功和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的上升得到了充分展现。 　　从在韩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到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十八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某些势力煞费静心地营造围攻中国的态势，从不断提高稀土之争的调门，到将全球“货币战争”归咎于中国而企图压迫中国迅速、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到强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rans-PacifioPartnership，缩写为“TPP”)而隐含架空亚太经合组织之意，再到奥巴马在两大峰会前夕访问印度、印尼，无不以中国为矛头所向。即使在陡然升级的中日钓鱼岛争端背后，山姆大叔操纵的身影也隐约可见。然而，胡锦涛访欧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的穿梭外交打破了“遏华”西方阵营最坚固环节之一，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声浪执意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更把众多国家推向美国的对立面。结果，二十国集团峰会通过的公报没有纳入美国事前极力主张的“汇率低估”问题。反而提出了“要避免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由于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蓄意实施“弱美元”政策，这种提法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含蓄指责，公报提出“在金融监管中更好地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观点”，“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具有恢复力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将发展问题纳入公报。更是中国等发展中成员国主张的胜利。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其欧洲盟友，舆论普遍认为奥巴马的亚洲十日行遭遇失败，乃至“彻底的失败”(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语)，中国领导人则是在两大峰会上“优雅地离开”。 　　是的，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奠定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提升的基础，2010年第二、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超越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就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标志性事件。由于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欧洲和日本也备受冲击，因此不像20世纪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和整个西方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和整个西方的软硬实力。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相对提升的步伐。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继提高中国份额和投票权，到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敦促不断审议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到两大峰会上中国的成功，世人都看到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步步登高的身影。从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2010年发生的上述事件为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重构规则(或规则演化)的进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无论是在国内抑或国外，未来十年调整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关键都在于认清并接受、顺应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的趋势。 　　为什么?这植根于所谓“国际惯例”(或“国际规则”)的两重性以及中国向历史常态回归的必然趋势。所谓“国际惯例”，有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部分，是值得我们吸取的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也有只具备局部、暂时正面作用的部分，有些做法更是仅仅体现了某些发达国家、甚至这些国家内部某些利益集团的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侵犯了人类良知的基本底线，即使在发达国家国内也不可避免遭到激烈抨击，前几年某些西方大型制药厂商出格的艾滋病药品专利要求就是如此，最终他们不得不在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抨击下回归社会公德准则。对于这类“国际惯例”，我们该做的不是接轨，而是抵制。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国际惯例”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过是大国意志的体现而已。同时，中国以其幅员、人口、国家凝聚力、文化感召力而注定要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大国的作用，鸦片战争以降的一度衰败只不过是历史暂时偏离正轨而已，1949年以来我们正在向历史的正常状态回归。正因为“国际惯例”有这样的两重性，而且必然因力量对比变化而相应调整，因此，随着未来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提升，中国必将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 　　转向重构规则不是对“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抛弃，而是扬弃，正如“与国际惯例接轨”是对此前“自力更生”的扬弃而不是抛弃一样。从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为中国赢得大体平等进入国际经济体系资格的是新中国对外战争的胜利，以及自力更生初步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实现工业化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启动的“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