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方达刘震中国对冲基金领军者.docVIP

易方达刘震中国对冲基金领军者 　　故事的开局有点儿“搞”。 　　在2010年5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举办的一次对冲基金培训上，一家公司的老总走过来问易方达基金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刘震：“对冲基金这东西太先进了，听说过没见过。它的年化收益有多少？” 　　彼时，刘震从华尔街海归回国加入易方达不久，正忙于四处做对冲基金基础知识培训。 　　他想了想，答道：“就国外的平均水平来看，去掉管理费后，预计每年15%左右。” 　　这位老总有点失望，但又得意地说：“去年我买股票赚了60%！” 　　刘震支吾一下，尴尬但无可奈何。 　　老总又问：“给保底吗？” 　　刘震有点怯怯地说：“不好意思，怕是保不了。” 　　又是一阵失望与尴尬。 　　老总接着发问：“那能跑得赢大盘吗？” 　　刘震迟疑了一下：“也不一定……” 　　这位老总终于忍不住问道：“那对冲基金有啥好呢？还要收20%的业绩提成？” 　　“……” 　　如今，这段对白已经成为言谈诙谐的刘震“压箱底”的一个段子，既见诸于他为《富可敌国》――一本专门讲述对冲基金的畅销书所著的中文序言中，也常在他演讲时作为小插曲活跃气氛，听者往往哈哈大笑。 　　可笑过之后，如果你愿意进一步深思，你能一览无余地感触到，这位中国对冲基金界的先驱者所处的现实工作生态之艰辛。要做开拓者，并不是那么轻松。 　　刘震向《投资者报》记者坦言，虽然从事对冲基金管理有十几年，他也知道对冲基金的主要客户是机构和高净值人群，但从未有像上述老总那样，问这样深刻的“生存价值”问题。如何回答？如何将对冲基金的理念、特点、它真实的一面在中国资本市场“普世”？正是他必须攻克的现实课题。 　　 　　曾经的“洋插队” 　　 　　刘震最初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和对冲基金、和金融八竿子打不着。 　　和他聊起过往，印象较深的事情之一是，小时候，学别人画画，而他画的，却是一张收音机的电路图。 　　出生于北京的他，12岁考入北京人大附中，先后获得北京市中学数学、物理竞赛一等奖。当多数同龄人仍在戏耍打闹时，从初一到高中，每周末他选择的是去北京海淀区数学小组学习。17岁那年，刘震以总分北京市前30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87年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 　　1990年，刘震获美国犹他大学全额奖学金，攻读天体物理系博士。但是刚到美国就意识到学物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于是边打工边改学计算机，1993年终于获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系全额奖学金，拿了个物理硕士就改读计算机博士了。 　　接下来，找工作的经历对于他而言，极富戏剧性。 　　“当时国内出去留学的学生大部分学的是化学、物理，工作并不好找，而且，那会儿也没有‘海归’概念，道路曲折前途渺茫，只是希望能找份工作留在美国。” 　　1994年刘震在洛杉矶一家资产管理公司First Quadrant作实习生，研究部主管David Leinweber看他孺子可教，送他一本彼得?伯恩斯坦撰写的《投资革命》（《Capital Ideas，by Peter Bernstein》）。研读后，他茅塞顿开。 　　那时，刘震还不知道David Leinweber是美国量化投资的鼻祖之一，David Leinweber和David Shaw是之前的同事和朋友，把他介绍到位于纽约的、现管理35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D.E.Shaw Co去工作。 　　“当时去纽约面试，他们问我需要多少钱。那是1994年，我同学中挣最多的是年薪4.2万美元，我就开出4.5万美元，觉得这下要到头了。等我飞回加州后也没想这件事，过了两周，工作函来了，年薪是8.5万美元，比开价还高近一倍。怎么办？学计算机是为了找工作，有了这份高薪的工作这学没法上了！我就去找我的导师，他知道我前3年辛苦改学计算机的故事，就说你付出了这么多改行，为什么不学了？” 　　“我把回函给他，他一看就说，这家公司还招不招人呀。这个薪水比他的工资还高一倍。”回忆至此，刘震大笑。他坦言，自己到纽约的惟一原因就是被当时的高薪水给“引诱”过去了。特别是在当时一个月只有1000美元奖学金的穷困潦倒岁月中，这种诱惑力实在难以抵挡。 　　很幸运，少年时期扎实的数学基础让刘震终身受益。 　　D.E.Shaw Co的平台，使得刘震在起步和磨练阶段，就逐渐形成一系列完整的华尔街主流投资概念，这也为他日后登上对冲基金这一华尔街殿堂顶峰奠定了基石。 　　 　　对冲基金经理并不神秘 　　 　　自30岁出任D.E. Shaw副总裁起，刘震先后担任加拿大皇家银行IT主管、高级副总裁；美洲银行高级副总裁、格林威治对冲基金高级数量管理师、瑞银内部交易组执行总裁。2007年起，又被全球前十名的Brevan Howard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聘为高级基金经理，负责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