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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中社会合作起源问题 　　摘　要:人类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进行广泛而密切的合作的唯一物种,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这一生物物种于自然界中的生存和发展。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将制度演化理解为在一般生物演化中获得生物特征的同时获得社会特征的演化过程,进而寻求合作的社会起源。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合作;社会;起源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03-05 　　 　　人类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进行广泛而密切的合作的唯一物种(Gintis et a1,2003;Ginfis,2003)。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这一生物物种于自然界中的生存和发展。然而,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究竟何以可能,其中的合作究竟何以可能,这个被Ginfis(2003)视为puzzle的问题是否能在经济学的框架内得以逻辑自恰的阐释,将成为我们在以下的文字中需要展开探询的核心。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何以可能 　　 　　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是Georg Simmel(1910)提出的,“社会何以可能?(How is society possible)”。从经济学的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Simmel问题:社会由众多理性的个体组成,每一个体都努力改善自身福利,追求各自向往的生存状态,但是,每一个体所追求的生活,都必须与其他个体所追求的生活相互协调,那么。仅当全体社会成员各自追求的生活相互协调时,社会才是可能的,然而,在面临资源稀缺的条件时,追求自身福利的个体之间发生了冲突,理性个体为竞争稀缺资源,倾向于将其他理性个体当做改善自身福利的手段,这样,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配置的博弈,作为博弈的参与者,理性个体倾向于陷入“囚徒困境”,这就意味着社会将瓦解,或者,社会原本就不能形成,但事实上,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生物界,所以,理性的个体如何能够组成社会,这是一个问题。 　　同样的问题,在Adam Smith那里也有遇到。Smith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启蒙性的纲领式的著作,1776年也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而对于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隋操论》这部Smith本人更为重视的著作,却长期少有提及(汪丁丁,等,2005)。我们全部的经济学基本假定正源于“经???人(Homo Economicus)”的核心假说。事实上,Smith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经济人”假说,而是后人从其著作中提炼出来的。Smith在《国富论》说,厨师和面包师不是因为他的仁爱,而是他的自利才使我们每天能够吃到需要的食品,这句话就常常被当做他主张自利是市场经济的人性基础的明证。在Smith看来,“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一个自利的手,每个人按照自己利益指引去生活,结果公共福利能够提高。然而,为什么一个纯粹自利的人会选择交易这种和平、双赢的方式去对待他人?为什么两个自利的人彼此的行为一定会增进他人的福利?难道,其中不需要某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吗?如果人性透出的只是单纯的自利,那么合作何以可能,社会何以可能? 　　Bekoff(2001)的研究表明,合作不仅是人类的行为模式,也是其他许多物种的行为模式,而正是合作以及合作的意识,才是“社会”的开端。之所以我们的合作可以成功,一定是人类具有了某种超越自利的天性。在Smith看来,这种天性就是人的同情共感能力。所谓同情共感,就是一个人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有着实时的身心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大脑的镜像神经元(mi=or neuron)提供的他心想象力,从而我们能够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这使得我们自然地形成某种心理和行为倾向。在《道德情操论》中,Smith指出,人类社会的秩序之所以可能,人类之所以能够合作,我们之所以能够组成社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私,而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有某种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的能力,始终都有换位思考的禀赋,天生的禀赋,“人之道德心的不可或缺”。于是,我们认为,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道德的产生肯定是具有效率的事件,因为它是维护合作秩序不可缺少的要素。从这点看,道德具有后果论的功利性。社会生物学创始人Wilson(1978)就说过:“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正是用道德来保持人类遗传物质的完整无损,除此之外,道德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最终功能。”但道德偏好一旦产生以后,个体做出的道德选择,就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了。于是,Smith的“自利人”与“道德人”就实现了统一。那么,社会就在道德推动的合作下得以可能。 　　 　　二、人类的演化与社会交往 　　 　　在演化经济学的探索途径上,我们认为,与其将制度演化与生物演化进行类比考察,还不如将人类作为生物或者高智能生物看待,从而制度演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