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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全球视野(五) 　　建设新农村绝不只是搞经济建设“运动” 　　经济问题肯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农村经济搞不好，农民基本需求不能满足，收入不能提高，其他方面都无从谈起。然而，长期以来，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就是局限在经济框架中考虑解决办法，我们的确减少了贫困人口、缓解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型、富裕的农村，但我们并没有解决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 　　以传统的投资建设思维来考虑新农村建设，很快就会遇到障碍。国家发改委有关机构曾公布了一项调查：“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扣除掉已经建设完成的投资项目，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大概1700元到4900元。”上述结论来自研究人员对江西赣州市、四川泸州市、宁夏吴中市和贵州麻江县等地的25个村的问卷调查。投资项目包括按一定标准建设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燃气）、用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并对农村厕所、厨房、圈舍、中小学校舍和卫生所进行改造。 　　按这种思路进行简单概算，如果以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3000元来计算，5亿农民就需要1.5万亿投资。从当前的国力和农村经济条件看，农村建设在“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将遇到极大的阻碍。 　　以农村金融为例，现在农村金融服务极为缺乏。农业税取消后，减少的负担一年不超过500亿。但仅邮政储蓄一年就要从农村抽走好几千亿资金；国有银行乃至农村信用社也在从农村抽出资金。一方面是百亿级的财政资金往下投，一方面是千亿级、万亿级的资金通过银行系统从农村抽走，根本不可能搞好农村经济。仅仅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就不能只从经济角度来考虑。如果只按传统的思维和方式，新农村建设又将演化成一场争资源、搞项目、求政绩的运动。 　　要真正发展农村经济，在农民的发展上取得突破，就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而要从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来看问题，要尊重农民的意志、扩大农民的自主权、保护农民的权益、加强农民自我组织与管理的能力。过去，中国通过“包产到户”这样一种机制调整，就释放出了中国几亿农民身上的巨大潜能。在现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在农村推动新的改革，来促进农村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来看，建设新农村决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是制度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它意味着为中国的数亿农民去建设对应的上层建筑。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所说，“要加强农村生产力建设”，“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只有农村社会有了发展，才能实现“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 　　 　　部分水电建设不是在脱贫而是在致贫 　　国内主张大搞水电的人，所持观点之一是发展水电能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日前，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黄河上游青海河谷的水电开发不但没有富了当地群众，反而加深了当地贫困，“守着水库没水吃，守着电站不敢用电；电站越建越多，群众越迁越穷”。课题组负责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指出，原本以为河谷的水电开发会促进当地的发展，但多年开发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一方面，搬迁后耕地的质量下降，平地变为坡地，交通方便的地方变成了交通不便的地方；另一方面，原来的自流灌溉变成了电力提级灌溉，种粮成本大为上升。同时，耕地的海拔上升，气候环境变化后，一些优质特色农产品无法再种植；另外由于没有形成造血机制，拆迁补偿所得的钱在几年中就很快用完，当地部分群众又变成了贫困户。水电站在建设期间当地为建设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当地财税增收也较多。但当建成发电后，第三产业迅速衰落，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增收后列支的许多项目，减收后形成较大的缺口。一些群众说，“电站越建越多，我们越迁越穷，越看越没有盼头。”虽然黄河河谷的水电开发促进了电力事业发展；但从目前黄河河谷水电开发情况看，这是一种没有统筹的发展，与当地经济无关联和隔离的开发方式，对于当地农民脱贫和发展没有贡献，甚至损害其利益。 　　 　　迎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外部契机 　　近日，香港普华永道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超过80%拟进军中国市场的驻亚太区企业总裁认为，扩展全球业务的首要目标，是拓展新客户群及开辟新市场，而并非降低成本，而中国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投资地点。香港普华永道合伙人范翎斯表示，降低成本已经不再是全球化唯一目的，多数企业都会着眼于拓展高增长市场的客户。范翎斯表示，在1410名企业总裁当中，超过70%计划在未来3年内，最少于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其中一个国家投资；超过90%驻亚太区企业总裁表示，对未来5年区内的投资机会感兴趣。此外，中国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投资国家，有50.5%的受访者表示，未来3年会进军中国市场。这份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已经迎来了很好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外部契机，完全可借此改变原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改善地方原先的超国民优惠政策，而这并不会对吸引外资产生过大的影响。因为外资更重视中国的市场，而非成本。相信，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