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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村并居”过程中新型社区建设路径选择 　　摘要：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导致农村土地不断被征占开发；由此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被动地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并住进由政府统一建设的“新型社区”中。然而，新型社区建设对失地农民而言，既有积极作用亦有消极影响，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使其成为真正的“民心工程”。 　　关键词：撤村并居失地农民 新型社区 　　 　　一、新型社区建设的缘起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快速推进及城镇征地规模的不断扩张，城镇建设和发展对土地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而土地资源相对充足的农村地区日益成为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大量农村土地被征占后，成千上万的农民不得不离开了长期赖以生存的耕地和宅基地，并多数被安置到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和安置的“新型社区”中，开始不断适应城市生活，逐渐转变为城市市民。 　　二、新型社区建设的积极作用 　　1改善了农村生存环境，提升了农民居住条件。 　　多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都具备统一的规划和科学的设计，在交通、教育、医疗、绿化、垃圾处理等方面都进行了统筹安排，力争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社区已逐步实现水、电、暖、气集中供应，使农民的居住环境大幅度改善，生活更加便利，彻底摆脱了传统农村“脏乱差”的局面，缩小了农村与城市生活条件的差距。 　　2助推了城市化进程，提升了农民市民化水平。 　　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范围内流动以及农村中城市特质日益显著的过程。新型社区的建设一方面使政府通过复垦农村建设用地为城市建设增加了相应面积的用地指标，有力地助推了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失地农民被安置到城市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下，也在城市适应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了“农民市民化”。 　　3提升了农民综合素质，更新了传统思想观念。 　　新型社区多兴建于城市周边，有的还与城市社区交叉建设，因此，失地农民能够直接深入城市生活，与城市人群的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及文化交往日益频繁；这种便利扩展了农民社会交往的范围和层次，增强了交往的异质性，有利于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同时，农民保守、封闭的传统思想观念亦受到竞争、开放等城市文化的冲击，促使他们通过逐步学习，适应并内化了与城市文化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使自身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的更新。 　　三、新型社区建设的消极影响 　　1撤迁安置处理不当，矛盾纠纷屡屡发生。 　　由于政府撤迁政策不透明、开发商急功近利以及失地农民对补偿标准、安置措施不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征地、撤迁、补偿及安置的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复杂的纠纷与矛盾，野蛮拆迁、暴力抗拆、钉子户现象屡见不鲜，由此频频引起群体性上访事件，并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相关的数据表明,目前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缘起于土地问题, 这其中60%以上均直接由征地、拆迁、安置等引起。 　　2传统习惯影响深远，城市生活适应缓慢。 　　进入新型社区的失地农民多数是由政府强制性征地而“被上楼”的群体，由于是被动地由“乡村人”向“城市人”转变，因此，失地农民的角色转变、身份认同、社区归属感形成以及城市适应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由于对城市生活方式的适应缓慢加上生活成本的猛增导致这新型社区居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城市化”行为：很多居民都保留着在农村居住时的旧家具、废弃的农具并堆放在走廊里，有的居民随意在楼下拉扯晾衣绳、搭建衣架，还有的在楼道放置煤炉、在路旁私建灶台，更有甚者在公共绿化带内种植蔬菜、饲养鸡鸭等等。 　　3邻里关系普遍弱化，社会风气出现滑坡。 　　居住在新型社区的居民，无论回迁的时间长短还是与新、老邻居相隔距离的远近，其邻里关系都普遍呈现弱化：由于居住条件的制约，使得以往在农村如街头巷尾、田间地头、集市等处自由而宽阔的交际场所成为美好回忆；城市环境中人际信任感的普遍缺失为邻里交往施加了主观束缚，安全门、防盗窗、隔离网等防护设施的安装，又在邻里交往中增添了客观障碍。此外，由于很多居民因征地、撤迁导致失业、无业，加之社区内人群复杂，外来人口剧增等多种因素影响，社区里游手好闲、偷盗、赌博、居民间矛盾纠纷等不良现象频发，社会风气出现滑坡，社会治安受到严重挑战。 　　四、新型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1全面论证，科学规划。 　　新型社区建设在将来的推进过程中，必须做到全面论证、科学规划并严守各项行政程序，切不能违背党和政府关于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保护的各项政策规定，避免偏离政府“增减挂钩”政策的初衷；各地区、各级政府应从本地区实际出发，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综合考虑当地农民的生产力水平，切不能搞“一刀切”和“大拆大建”，并坚决杜绝与民争利、野蛮拆迁、暴力拆迁等现象的发生。 　　2尊重民意，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