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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藏辑要》编纂与重刊 　　《道藏辑要》是编纂于清代的大型道教丛书。关于《道藏辑要》的初编，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系康熙年间彭定求所编，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系嘉庆年间蒋元庭(名予蒲)所编。 　　参与光绪年间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辑要》的贺龙骧，认为《道藏辑要》系彭定求编。他在《重刊道藏辑要子目初编序》中说，“我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辑要》一书，为世称快”；在《钦定道藏全书总目序》中说，“伏读圣祖仁皇帝颁行《道藏全书总目》，悉依明本，盖详慎也。相国彭定求所编《道藏辑要》，出于颁行者半，出于坊间本者亦半。虽坊本亦皆纯正精粹，然非《道藏》所有”。 　　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闵一得于道光十一年(1831)订正《太乙金华宗旨》时，提到蒋元庭编纂《道藏辑要》。他说：“嘉庆间，蒋元庭侍郎误得[《太乙金华宗旨》]伪本，纂人《道藏辑要》。后得本山(金盖山)原本于浙省，拟即改梓，而板在京邸。及取归，而侍郎又北上，卒于京师，事遂中止。”民国年间守一子(丁福保)编《道藏精华录》，收有《道藏辑要总目》，其解题称：“是书清嘉庆间蒋元庭侍郎辑，板存京邸，及送板南归，而先生又北上，卒于京，故外间传本甚少。”这基本上是沿袭闵一得的说法。 　　《道藏辑要》收有彭定求校正重刊的《真诠》一书，贺龙骧有可能据此而以为整部《道藏辑要》都是彭定求编纂的。但《道藏辑要》中有很多署名蒋予蒲(有时署慧觉弟子)撰写的序跋，他是没有看到，还是视而不见?他也没有说明《道藏辑要》中为什么收有康熙以后直至嘉庆时期的道书。如排在彭定求校正重刊的《真诠》后面的道书，就是《心传述证录》，而该书开头有梅芳老人的序，所署时间为嘉庆八年(1803)。 　　按：彭定求(1645―1719)，字勤止，号访濂，又日复初学人、南昀老人。江苏苏州人。康熙十一年(1672)中江南乡试。十五年(1676)殿试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二十四年(1685)任日讲起居注官。冬十二月，升国子监司业。三年后，升翰林院侍讲。三十三年(1694)秋，辞官回家乡。四十四年(1705)春，康熙帝南巡，起用彭定求为校勘《全唐诗》官。五十八年(1719)逝世，享年七十五岁。生平好道???在校订《真诠》时自署“守纲道人”。与苏州著名正一派道士施道渊(字亮生)交往频繁，施道渊羽化后，彭定求为其撰《穹窿亮生施尊师墓表》。又与全真道龙门派第九代律师詹太林(号维阳子)时相过从，詹太林羽化后，彭定求为其撰《詹维阳律师塔铭》。 　　贺龙骧称彭定求为“相国”，实际上彭定求并未担任过执政大臣，这一称呼是不对的。贺龙骧在《校勘道藏辑要书后》又说“闻二仙庵重刊相国彭文勤《道藏辑要》”。按：“文勤”乃彭定求之孙彭启丰的谥号。彭启丰为雍正五年(1727)殿试状元，乾隆时官至兵部尚书。贺龙骧显然将彭定求、彭启丰祖孙二人混为一人了。 　　彭定求编纂《道藏辑要》之说难以成立，因为《道藏辑要》收有很多康熙以后的道书。四川大学赵宗诚先生提出一种解释，说彭定求编纂的《道藏辑要》，只是从明代《道藏》中选出200种道书，没有补入别的道书。蒋元庭在彭本的基础上，增补了79种道书，仍名为《道藏辑要》。这种“调和式”的解释只是一种猜测，没有证据。吉冈义丰、柳存仁、丁培仁、莫尼卡(Monica Esposito)等学者认为蒋元庭就是《道藏辑要》的最初编者。 　　按：蒋元庭(1755～1819)，名予蒲，字南樵，一字元庭。河南睢州人。父蒋日纶，官至工部侍郎。蒋予蒲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迁至工部右侍郎，转仓场侍郎。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以失察吏员舞弊，革职。十月，清仁宗五十寿庆，起用为翰林院编修。十九年(1814)六月，复任仓场侍郎。次年，以北京广慧寺僧明心，更名王树勋，冒捐知府，经刑部讯出，明心为僧时，蒋予蒲曾从受戒，遂再次革职。二十四年(1819)卒于北京。 　　蒋元庭在北京参与了一个信奉吕洞宾的乩坛――觉源坛(又名第一觉坛)的扶乩活动。他在这个乩坛中被称为惠觉或广化子。这个乩坛的人自称为天仙派，奉吕洞宾为初祖，柳守元为二祖。他们将自己这个道派与全真和正一并列：“全真演教，正一垂科，天仙法派吉祥多。位育在中和，道侣勘磨，修炼永无魔。” 　　《道藏辑要》有署名“大罗(指大罗天仙)领班苏朗”的序，说该丛书是吕洞宾命第一觉坛诸弟子编纂的。其内容“上自元始天王，下逮诸真列圣，以及百家之论说，诸子之疏解”。序中称，“道中密旨，教外别传”，都包括在《道藏辑要》中了，修道之士只要“由是书而求之”，就可以尽性命之全功，臻天仙之大乘。 　　《道藏辑要》按二十八宿字号分集辑录道书。莫尼卡女士考察了分藏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法国的图书馆中的14部蒋元庭编《道藏辑要》，发现这14部书的道经编号以及编排顺序都不同。这14部《道藏辑要》可分为两种版本，一种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