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与秘密扇子》互文性研究.docVIP

《雪花与秘密扇子》互文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 D0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2738（2012）01-0150-01 　　摘要：近年来对于华裔美国女性作家及作品的研究，大多从性别、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等视角出发，少有人采用互文性理论批评研究。本文选取新锐华裔美国女性作家邝丽莎（Lisa See）最负盛名的小说《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为例，对其体现出的互文性进行分析，以期揭示小说的深刻主题。 　　关键词：邝丽莎；互文性；女书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是新锐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之一。该作品是2005年发表的英文小说，在美国出版后即获巨大成功，迅速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位居书商协会推荐的好书首选。该小说已被翻译成38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而由其改编的电影《雪花秘扇》也于2011年6月推出大屏幕。该作品不仅在大众市场取得了成功，也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著名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汤婷婷，《艺妓回忆录》作者亚瑟?戈登及中国女书研究专家赵丽明博士都对该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该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情节大量涉及中国湖南江永地区独特的“女书”文字和妇女结交“老同”现象，并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了大量较真实的中国传统地方文化、风俗习惯。作者在创作前在中国湖南江永等地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试图将艺术的真实最大化地还原历史的真实。而贯穿书中的“女书”、“老同”、中国文化风俗等都与当地真实存在的“女书”现象、妇女结交友谊和古老的传统文化等形成互文关系，互文性的相互指涉形成了史实与虚构交织的差异地带，为解读作品的复杂意义提供了空间。 　　本文研究基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互文性”批评概念。互文性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包括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互文性批评，指的是放弃那种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强调文本影响研究的文学理论，也必然会注重文本背后的文化影响研究。文本被置于一个非文本的历史框架之内，与历史文献、宗教仪式、民俗活动等非文学文本形成相互指涉的互文性描述，历史和文本进入到了一种互文性的运动之中。本文应用“互文性”批评概念，将小说文本置于中国湖南江永地区历史、宗教、民俗、语言等大文本中，在文本的互文性中试图找出文化的互文，从中解读作者从作品中传达出的复调意义。 　　一、“女书”互文 　　女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于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地区发现的一种文字，又叫“女字”。这种文字的使用者是当地的农家女，她们中的许多人都不会写汉字，但却十分精通女书。对于女书的产生时间，学术界一直还没有定论，有的认为它产生于远古时期，甚至可以追述到甲骨文、陶文时期；有的则认为女书产生于明清时期。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女书至少已经流产了二、三百年。由于使用者仅为女性，而当地女性的传统又是大多在家中做女红、家务、生儿育女而不参加生产劳动，因此女书记录的内容多为对生子的祈祷、对婚姻的祝愿、对在婆家生活不如意的抱怨等。主要内容可分为四类，一是作为婚嫁贺礼的“三朝书”，二是自传，三是民间歌曲和叙事诗，四是用来记录一些史实，如描写太平天国军过境和抗日歌曲。由于女书多用来唱读，所以女书文本多为七言或五言，并注重运用押韵，开头多为固定的内容和格式，大量运用排比、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 　　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作者一开篇就提到了“女书”，一种仅为女性所知、女性所用的神秘文字。作者用“女书”引出了文中另一个女主人公，雪花。接着，小说的情节随时百合与雪花互通女书而展开。小说里的女书虽然来源于真实的女书，但又经过了翻译、修改、误读和改写，从而形成了与史实的互文。文中关于女书的互文可以分为三种：积极互文，即对女书史实的如实描写；消极互文，即对女书现象的改写和误读；和模糊互文，即对某些概念的时而如实叙述，时而改写翻译的情境，并揭示作者通过互文创造的空间试图营造出中国女性书写空间。 　　在小说中，作者明确指出女书的流行地，湖南省江永地区；并指出使用的对象，瑶族的女性。同时，作者也将女书的用途通过小说的情节交代清楚，即用来沟通女性朋友的感情，如雪花和百合在折扇上写的结交书和两人先后结婚时互赠的“三朝书”；用来写自传，雪花和百合用女书记录了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结婚、生子、丧子等快乐或悲伤的事；用来写歌谣、叙事诗，小说中每逢有女子出嫁，女性亲友便会“坐歌堂”唱由女书写成的歌谣诗歌；用来记录历史事实，小说的主人公经历了瘟疫爆发的灾年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暴乱，她们都用自己的女书记录了当时的境况和感受。所有的这些都是对现实中的女书和当地的史实真实的照应，是一种积极的互文。 　　然而，小说的语言采用了英语写作，这种异质的语言本来就脱离了中国文化的语境，更脱离了江永当地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