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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年外交空间问题 　　外交是国与国之间以和平方式进行交往、交涉的政治行为。所谓外交空间，是指外交在国家机器运转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外交战略和策略是否受到国民认同，外交人员在本国是否有影响力，是否受到尊重，处理涉外事务策略选择多不多，回旋余地大不大，等等。探讨中国千年外交的空间问题，对于拓展今日中国的大外交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空间 　　 　　外交与人类文明历史同样古老，随着国家的出现，外交应运而生。殷商甲骨文中许多关于“史”（使）、“史人”（使人）、“来朝”的记载，表明了商王朝时期的外交关系。西周“封邦建国”，为日后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外交打下基础。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时期，这是百家争鸣、思想自由、人才辈出的时代，就外交空间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黄金时代。春秋时期各国在争霸过程中战争与外交两手并用，鲁史《春秋》所记242年，列国间战争483次，朝聘、盟会450次，这里的朝聘、盟会即为外交活动。战国时期，随着战争升级，外交斗争也更加激烈，“合纵”与“连横”为代表的两条外交路线，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长期尖锐的交锋，从而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艺术推进到一个空前的高峰。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外交思想精彩纷呈的时代，管子主张霸权秩序的外交思想，老子和平主义的外交思想，孔子主张中庸和谐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孟子干涉主义的外交思想，孙子的伐交和谍交思想，张仪苏秦主张合纵连横的均势外交思想等，至今仍有明显的影响。“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唐德刚语）。总体来说，先秦时代的中国外交，处在中国古代外交的早期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外交基本上在中国境内的列国之间进行。 　　 　　汉唐时代的外交空间 　　 　　秦汉以后，中国外交以大一统外交的面貌出现，外交空间明显扩大，其主要特点是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道路，进入与域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阶段。汉唐时期，中国第一次打开大门与外部世界发生外交关系，从此有了真正国际意义上的外交。 　　汉唐时代的外交家有职有权，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最大。所谓“特命全权大使”，最名副其实的就是汉唐的使节。例如，汉昭帝时，匈奴串通西域龟兹、楼兰，杀死汉朝使节。傅介子奉命出使调查此事，得知匈奴使者刚离开龟兹，当即追上，将匈奴使节一行全部杀死，因功被封为中郎将。傅介子又向大将军霍光建议刺杀龟兹王，震慑诸国，保障西域畅通，霍光认为不如刺杀楼兰王。于是，傅介子以赏赐为名，携黄金锦绣至楼兰，在楼兰王为他举行的国宴上一举将其刺死，另立其弟为王。傅介子将国王头颅传送长安，悬于北门，为天下不忠于汉朝者戒，以功被封为义阳侯。汉宣帝时，冯奉世出使大宛，途中获悉莎车国发生政变，原国王之弟呼屠征杀死候任国王和汉朝使节，自立为王，鼓动邻国投匈叛汉。冯认为如不及早除掉立足未稳的叛乱者，势必养痈成患，但上报朝廷又路途遥远。于是，他当机立断，用手中符节号令附近各国出兵，指挥兵马15000人一举平息叛乱，迫使呼屠征自杀，并择定了新国王。汉唐时代办外交者有头有脸，其职业令人向往。东汉时班超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在班超看来，傅介子、张骞成就的外交事业是“壮士”大业。班超出国时只带36人，却使西域50余国重新置于东汉管辖之下，疏通了丝绸之路的南北通道，保障了西北边疆及西域各族的安全。 　　 　　明清时代的外交空间 　　 　　明朝所处的14～17世纪，正值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西方各国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的洗礼，先后确立起崭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逐步将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然而，从明代开始中国古代外交空间却逐步变小，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晚清。 　　当然，这是指整体趋势而言，并非说明清任何时候、任何领域外交空间都在变小。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经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和麦加，充分展示了中国的软实力。有明一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规模之大，皆为历代所不及。明成祖时，先后有苏禄等4国国王来华觐见中国皇帝。明代设立四夷馆，中国第一次有了专职翻译机构，这无疑有利于外交空间的扩大。李鸿章访问欧美，这是数千年来中国外交最高主管官员首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所有这些都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拓展了明清的外交空间。 　　但是，明清外交手段、形式整体上没有与时俱进，外交人员地位下降，回旋余地一步步缩小，强国外交逐渐沦为弱国外交。从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中国从开放逐步转向封闭。明政府从洪武年间(1368～1398年)规定私人“片板不准人海”，直到嘉靖年间(1552～1566年)屡下禁海之令。15世纪40年代以后停止下西洋。朱元璋不仅采用延长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