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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文化转向看“礼”英译 　　摘要：翻译的文化转向是近年来翻译研究发展的新动向。运用翻译文化转向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化典籍《论语》中“礼”字的翻译，其目的在于向世人更加准确、全面地传递中华文化，力图真实的展现原文的文化内涵，传递文化信息，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 　　 　　关键词：翻译 文化转向 “礼” 　　一、序言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众多语言学理论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关注到语言交际的社会层面，从而使翻译研究也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已初具规模，其主流则是以图里（Toury Gideon）为代表的操纵学派。他们关注“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认为“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手段。”。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在《翻译的文化转向》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从而正式地确定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取向。本文拟从《论语》里的“礼”出发，在探讨文字翻译的同时，亦关注翻译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传播态势。 　　二、翻译的文化转向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不仅能体现不同文化的特质，还能表现不同的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而作为不同语码间信息转化的翻译活动，其产生的本源亦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求。可见翻译与文化两者是息息相关、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没有翻译活动的相互交流，固守自封的文化只能是死水一潭。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如果只是仅仅追求语码间的“等值”转换，而忽略语言背后所隐含的文化，那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译文则与翻译软件的译文无异，生硬而无“情感”。 　　翻译的文化转向为我们的翻译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但并未否定传统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而且文化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列夫维尔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著作中也没有排除文本中的语言研究取向。一方面，他们认为翻译活动在语言层面上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是一种交流工具；另一方面，在文化层面上，翻译的文本可以作为分析文化交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媒介。这两种翻译研究模式可以从???观和微观的角度着手，深入分析语言翻译之间的背景、内涵的表达方式和准确度。 　　翻译的文化转向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文化研究和文化语言学的角度解读源语的文本，在翻译实践中充分考虑到其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以文化的眼光和跨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考量译文中的语言及文化信息的传达。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文化转向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并没有相冲突的地方，它只是为我们的翻译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而且翻译的文化转向也不会模糊和超越翻译研究的本体，而是全面的审视我们的翻译文本，更加全面的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三、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策略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扩张，我们的对外交流也生机勃勃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欣欣向荣的开展着。在文化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不断建立。这其中，翻译活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外来文化的“输入”与本族文化的“译出”有着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对等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文化的等量输出。在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激荡的当下，作为文化输出重要途径之一的翻译活动究竟应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实现文化交流的互通、互惠和互利呢？对汉文化经典典籍的英译策略上，历来多集中于归化与异化之争。而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则呈现出异化占上风之势（徐?，2009；王东波，2007；刘芳，2003等），为了展现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达到文化的互通有无、相互借鉴的目的，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尽量用异化策略来处理原文。如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将“磬”译为“ch’ing [musical stone]；“馒头”译为“mant’ou”[Chinese bun]。这种翻译可视为音译加注释。 　　音译加注释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保留汉文化的原汁原味，又兼顾了目的语读者的理解，但这一方法仍旧有其局限性，原因有三：其一，既是汉文化经典典籍，通篇定有不少涉及到文化特质的词、句、义，如果每每都用音译加注释，必定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速度、效率以及阅读兴趣；其二，大量的音译加注释必将影响到文篇的完整性，使之显得支离破碎；其三，音译加注释只能在目的语中找不到意思接近的语言单位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但就翻译策略来说，异化与归化都不是天然对立的，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是为了全面、准确的展现原文。我们且以《论语》中“礼”为例，来试探汉文化经典典籍的英译。 　　四、“礼”：汉英语际翻译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而闻名海内外。《论语?为政》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