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乡村治理与民族规则习惯.docVIP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乡村治理与民族规则习惯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价值理念等都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更是面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这样的多重社会转型的影响。社会管理体制首要面对的是这些转型对社会个体、社会组织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以及负面影响。原有的依据国家法律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要维护社会的和谐，创新社会管理，并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化条件，必须充分运用根生于乡土社会的民族规则习惯，将其中积极的因素与国家法律相互配合，共同建构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理论，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　乡村治理　民族规则习惯 　　引　言 　　作为正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的中国，原有的管理方式已不适应社会的需要，甚至有的已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在此背景之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2011年在全国人大第十一届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更是以5章14页的篇幅独立论述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彰显“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事关国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201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国家长治久安，以及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管理创新”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管理创新更是摆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必须迫切解决的共同课题。 　　一、民族规则习惯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逻辑起点 　　从隋朝中叶直至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皇权不下县。而作为与政权相配套的国家法律的效力??间也基本上止于州县。乡村公共事务与纠纷主要由各种形式的内生的规则习惯进行规制。作为乡村来说并不是因为远离了国家法律而处于无序状态。费孝通先生指出：“即使在一些国家权力难以到达的乡土社会，那里也并没有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而是秩序井然”。在乡村社会，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千百年来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规则习惯，形成了独有的对是非的评判准则和价值评判体系。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民族规则习惯与国家法的有序并存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贵州更是如此，贵州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是从明朝中叶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布政史司建省开始，建省之后的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施行改土归流，推行国家法律。改革并不顺利，在实践中引发了很多冲突，少数民族民众以各种形式进行反对。改革也不彻底，大多数地方并未改土归流，更没有施行国家法律。这样改土归流在走走停停的状态中过了300多年，直到清朝雍正四年(公元1725年)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方的控制，又一次实施改土归流，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强制手段向少数民族聚集区推进国家法律，但却产生了更多的冲突与抵抗，贵州的苗族民众甚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为了维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清政府下令按当地的民族规则习惯审理民事纠纷，作为社会管理的依据，社会又才恢复一定的平静。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就形成了以民族规则习惯为主导，辅之以国家法调整刑事案件为基础的特有的乡村治理方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贵州边远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民族规则习惯则发挥着与国家法一样的作用，在清道光九年(1829年)平塘县六硐地方的毛南族民众已认识到成文的民族规则习惯的重要性，于是将民族规则习惯的内容雕刻于熊桥石壁之上，碑文主要内容是防盗防匪，还涉及社会风尚、提倡良风美俗等。因此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是一部民族规则习惯的发展史，一部国家法和民族规则习惯的互动史。 　　在对这个课题进行调研时收集到这样一个案例：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的“岜沙苗人”，由于至今过着男猎女织、刀耕火种的生活，并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准许携带猎枪的村寨，被称为“最后的枪手部落”，其“神秘”和“原生态”引起各界关注。联合国世界文化基金会确定为全球“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十大旅游首选地之一。由西南大学、国家人文地理杂志等机构联合评选的“地球上最神秘的21个原生态部落”，从江县岜沙苗寨名列其中。岜沙离城市很近，仅7公里，但岜沙人坚守着自己的传统，深信自己是蚩尤的后裔。他们坚定地称自己是“最正宗的苗族”、“蚩尤大帝的子孙”，守护着几千年未断的传统。实上，岜沙最引人关注的是对森林的保护，“岜沙”是苗语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