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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傅斯年不同时期交往活动与身份认同 　　【摘 要】当下，学界关于傅斯年的研究有很多，主要集中在其教育事业、学术成就和各种交往方面。关于傅氏的交往，学界的关注往往局限于研究傅斯年和具体某个人的交往。本文以傅氏人生中具有代表性的阶段为时间线索，研究对傅氏影响较大的交往活动，试探析傅斯年是如何通过建构各种关系网络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知识分子 私人交往 公共交往 身份认同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秩序缺乏。这样的时代背景提供了知识分子大展宏图的时机，实现他们重建社会的抱负，然而这又是一个令知识分子迷茫的时代，他们经历着从“士绅社会”向“知识分子社会”的转型，如何在陌生的都市、陌生的群体间展开交往，发挥影响，实现身份认同，成为那个时代渴望建功立业、对社会有所贡献的知识分子的一道必答题。被胡适誉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的傅斯年也不例外。 　　一、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与北大同仁、《新青年》知识分子共同体的交往 　　傅斯年的祖上傅以渐是清顺治朝第一位状元，仕途顺利，最后官拜宰相，山东傅氏更获“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傅斯年从小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①，类似这样的盛誉也成就了傅斯年“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接人待物具有山顶般磅礴气势的性格”。傅斯年日后在各种交往中爱憎分明、敢怒敢言，这与其性格是分不开的；自幼受到的儒学熏陶也为傅斯年日后做学问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傅斯年就读于北大期间，正值年轻的陈独秀、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不断发表政治主张之时。傅斯年积极向《新青年》投稿，通过《新青年》这个象征性的公共空间，傅斯年结识了当时学术界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拓宽了自己的交际网络。 　　《新青年》知识分子共同体对傅斯年的影响是极大的，受到民主与科学洗礼的傅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救国情怀，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1918年11月《新潮》月刊应运而生，开始鼓吹新思想与新文学。这些也奠定了傅斯年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地位。 　　二、教育界新秀，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傅斯年――与朱家骅的交往 　　早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傅斯年就已崭露头角，北大教授沈尹默称“傅斯年这个人才气非凡”②。本来，赴欧留学归来的傅斯年到北大任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就在傅斯年准备回国的1926年，“正是北洋军阀执政最黑暗的时期，北大也在政治高压下凋零了”，傅斯年成为北大教员的愿望被击碎，这对于当时已穷困潦倒的傅斯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朱家骅的出现解决了他的困境。 　　傅斯年穷困潦倒的时候，朱家骅亲自派人给刚从香港登陆的傅氏送去聘书并非偶然。一方面，上任不久的朱家骅励精图治，对中山大学锐意改革，自各处网罗人才来中大授课；当年朱家骅在北大任地质系教授的时候，傅斯年是北大国学高材生，朱傅两人是师生关系。好友的推荐，中大同仁的赞赏，自是让朱家骅对傅斯年动了心。傅氏也正是凭借自己良好的人脉关系，因了那份学缘获得了与中大的业缘，回国后在学术界大展拳脚。 　　事实证明，朱家骅是有眼光的，任教中大的傅斯年不仅成为他事业上的好帮手，更成为了与他心心相惜的好朋友。朱家骅对傅斯年的信任和支持，成就了傅斯年在中大的事业；作为回报“傅斯年以他过人的胆识，广泛的社交网络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傅氏的同窗好友顾颉刚等人相继来到中大任教，中大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何思源等当时的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③。即使后来朱家骅选择进入政府机构，终其一生对参政不感兴趣的傅斯年也没有因此隔断与朱的友谊。傅斯年反而很好地运用了和朱的私交来影响政府的决策。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隶属于中华民国大学。蔡元培任研究院院长，中央研究院筹备之初无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打算，但傅斯年坚持中央研究院需要设置文史相关学科。鉴于傅斯年北大学生时代与蔡元培交往甚好，傅斯年与顾颉刚二人开始说服蔡元培增加“史语所”并获成功。很快，在以傅斯年为灵魂人物的“史语所”聚集了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董作宾等大师级的人物。 　　三、参政议政――与蒋介石的交往 　　蒋傅二人之间不是私交，因为从一开始傅斯年就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进行交往的。虽然傅斯年想独立于政治之外，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知识分子“清议”传统的梦想被打破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时在庐山的蒋介石，力邀各界人士火速赶往庐山，频频举行谈话会和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④，时任“史语所”所长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职务的傅斯年等人自是要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的号召与会，这次会晤可被看作是蒋傅二人公共交往前奏。 　　未久，战事告急，已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主席的朱家骅无暇继续兼顾中央研究院事务，只好委托挚友傅斯年出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