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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障碍及其实现路径 　　摘要：宏观调控的技术性、灵活性和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试错性特点是制约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障碍。针对这些障碍，宏观调控法治化可以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一方面，要无条件地实现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法定，建立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制度；另一方面，继续采取委任立法的方式，但要不断将法规转化为法律；继续保留法律的充分弹性，但要适时地将弹性立法转化为刚性立法。为了适应转型时期宏观调控创新、试错和地方实验的需要，要建立良性违法机制。 　　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委任立法；法治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048-06 　　按照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行为必须符合法治的要求，宏观调控是政府行为，当然也应当法治化。法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二是得到普遍服从的法律都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宏观调控法治化是指国家对宏观调控制定有法律，政府宏观调控是依法进行，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严格的执行。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宏观调控法治化进展缓慢。本文探讨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障碍及其实现路径，希望为推进宏观调控法治化进程提供支持。 　　一、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障碍 　　(一)宏观调控的技术性和灵活性 　　宏观调控法治化首先要求有法可依。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这个“法”应当是国会制定的法律，而不是政府自己制定的法规、规章或其他。但这在宏观调控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是由于“行政国”的出现和发展。“自从二十世纪以来，由于‘行政国’(administrativestate)的出现和发展，议会中的政治精英所掌握的知识似乎也无法应对日益专业化的立法需求。随着行政管制范围的扩大以及管制事务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立法职能日益转移到行政部门。时至今日，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法律规则大部分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由议会制定的规则反倒成了冰山一角。行政国时代的法治，与其说是‘法律的统治’(rule of law)，还不如说是‘规章的统治(rule ofrules)。”也就是说，政???的统治权主要由行政部门来行使，立法部门并不能完全控制行政权力。这就是20世纪以来各国广泛出现的“委任立法”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 　　宏观调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化以来政府的新职能，与“行政国”的出现是同步的。它是指“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调整运用其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和行政权力，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政策过程。”它具有两项典型特征：一是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宏观调控必须是在占有大量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把握和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采用一定的手段来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平抑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二是灵活性。宏观调控就是相机抉择，因时之需，灵活多变。正是由于这两个特征，宏观调控成为造成“行政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照传统的法治理论，政府治理国家的正当性来自议会民主正当性的传送，这就是所谓的“传送带理论”(Transmission Belt Theory)。就宏观调控来说，人民通过国会制定法律，法律授权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就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就算是达成了法治的要求。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正当性，并不是真正的法治。有学者深刻地指出：“传送带理论最大的缺点也就在于它这种‘法律形式主义’仅强调是否有通往国会的传送带，并不能恰当地描绘或解释现代管制国家中行政权行使的实况。在当今行政权世纪状态中，往往在法律上很难找到坚实的传送带，或只能勉强找到丝缕关联。在牵涉浓厚科技基础的管制领域固然如此，即令在传统的管制领域，任何政策执行点上，行政权都会有立法者无法控制的政策回旋空间存在，包括实际工具的选择、标准的订定，甚至是政策价值间的优先设定与选择等。在此时，传送带理论用国会控制行政权以建立行政权正当性的说法，就显得薄弱而缺乏解释力了。”这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困境，也构成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巨大障碍。 　　(二)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特殊性带来的障碍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一般认为，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事实上，伴随这一伟大转型同时发生的，还有三大转型：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从集权经济到分权经济的转型、从传统意识形态到现代意识形态的转型。这四大转型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基本环境。 　　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带有明显的转型烙印，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法治化相比，其法治化面临更多的障碍。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化的整体水平；二是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自身的特点。 　　在转型时期，由于：政府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