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网络谣言政府义务.docVIP

针对网络谣言政府义务 　　目前，“谣言”一词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迄今并未形成一个众所公认的基本界定。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总结出有关“网络谣言”的两个较为显见的特征：其一，网络谣言借助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加以扩散，其传播更为迅捷，受众更广；其二，“网络谣言”多与当前受瞩目的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相关，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不过，某些网络谣言虽关涉公共事件，但其本身对社会生活并不构成实质影响，而最多只是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这些网络谣言，听之任之也无妨；但当网络谣言将对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时，那么由于现代国家中的政府担负着对公众的生存照顾义务，因而平息可能招致严重弊害的谣言、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便成为了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动车事故发生之后，一些谣言以社交网站、BBs为平台，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其中造成较大影响有：事故伤亡人数远不止官方所公布的39人；事故并非雷击所致，而是另有人为因素；掩埋列车车头的目的并非清理场地、为救援提供便利，而是掩盖证据、为事故调查设置障碍；外籍遇难者家属将获得远远高于中国籍遇难旅客获赔的数额的赔偿金；高铁司机培训周期只有10天，等等。 　　据报道，事故发生之前，选择京沪高铁的出行的旅客比例占到六成，而事故发生后，七成游客却选择乘飞机出行，只有三成旅客选择乘坐动车出行，公众对动车的信任度直线下降。尽管公众对动车信赖降低的主要原因或在于事故本身，但由于信息鉴别能力的有限性，当网络谣言铺天盖地侵袭而来时，没有理由期望公众在心理上对其完全加以屏蔽，因此加剧了上述网络谣言的传播。当谣言被持续传递时，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公共服务的能力即面临追问，政府的公信力整体上可能因谣言的扩散而减损，从而使政府行为面临合法性危机。可见网络谣言的弊害的确不容小觑。既然动车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已经不只是“谈资”，而是实实在在地招致上述弊害，那么政府便有义务采取措施对谣言加以平息。 　　目前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两种：其一，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手段对谣言的制造与传播加以规制。在立法层面，已经存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1项针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所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以及《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因此就实在法层面而言，对编造、传播诸如不法分子蓄意破坏以及高铁司机培训时间不达标因而可能导致事故频发之类的谣言者，可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从而起到惩前毖后的效果。其二，通过辟谣对已经传播开来的谣言加以澄清。动车事故发生后，铁道部便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掩埋车头的动机以及遇难者人数方面的传言发布相关信息。 　　但是，政府所采取的上述两种措施，其实效性并不明显；而且以法律手段对谣言加以规制，其合宪性亦可能受到质疑。 　　首先，在上述措施的实效性方面，可以说，实在法的规定不可谓不周延，辟谣举措也并非不到位，但是，正如任何刑事法律都杜绝不了犯罪一样，针对编造、散布谣言行为的罚则不能使我们免于谣言困扰。就前者而言，尽管“动车事件”中的谣言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并未看到制造、传播谣言者受到任何处罚，不管其中的原因是谣言的制造者难以确定抑或传播谣言的群体过于庞大，类似谣言的制造与传播者今后或许仍会有恃无恐。就后者而言，政府发布的一些意在澄清谣言的言论不仅没有起到平息谣言的效果，反而甚至成为了网民调侃的对象，“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流行语便是明证。由于政府本身对“动车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政府自己澄清谣言，容易给公众造成政府本身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印象，辟谣的效果自然不彰。与政府辟谣的公信力不足相比，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所参与的辟谣，如新浪微博推出的“虚假消息辟谣官方账号”，却似乎更受公众认可，这对于负有义务平息有害谣言的政府而言，着实有些讽刺。政府徒劳地忙于辟谣的景象不禁使人想起美国政府在上个世纪中叶的尝试――为了对抗谣言的泛滥，美国政府曾先后成立了“谣言诊所”和“谣言监督中心”，试图凭借政府在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地位平息谣言，但其效果却不甚理想。政府目前所采取的这种“见招拆招”式的策略，似乎也只是重复着大洋彼岸的这个悲壮的故事而已。 　　其次，通过法律规制谣言是否符合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也需要认真审视。如果“动车事件”中的各种谣言可以通过互联网上观点的论辩与交锋加以自动澄清，例如有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对掩埋车头为何有利于救援、事故原因是否纯属偶然进行解读，并且这些解读可以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以对抗谣言的话，便没有必要动用法律的强制性手段，这就是关于言论自由保护的“思想的自由市场(the free market place of ideas)”理论。况且“动车事件”中关于事故原因、遇难者人数、掩埋车头是否出于救援需要等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