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伦理文化视角反腐倡廉基础制度.docVIP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伦理文化视角反腐倡廉基础制度 　　 ［摘 要］从伦理文化学角度分析，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基于文化、道德和伦理层面的防止公权私用、以权谋私的基础性、预防性和前瞻性制度。学习借鉴国际社会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经验，健全中国特色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必须透过这一制度的表象深刻揭示其伦理文化内涵，以完善国家廉政立法为核心，以加强廉政伦理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为基础，以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管理型制度为保障，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机融入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真正成为适应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和国家廉政体系建设要求的基础性制度。 　　［关键词］利益冲突；伦理文化；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４２－０４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一个国际社会通行的廉政制度，当代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廉政立法和反腐败制度体系，实际上都是以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要求，标志着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正在与国际社会接轨，也表明了党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水平在不断提升。然而，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廉政制度建设经验，健全中国特色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必须透过这一制度的表象深刻揭示其伦理道德和文化内涵，从行政伦理学角度把握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理论内涵、基本功能和本质特征。 　　 　　一、基于伦理文化学视角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所谓“利益冲突”，是指国家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职责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相冲突、相违背、相矛盾的情境、状态和行为。国外学术界关于“利益冲突”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学、社会学、行政伦理学和法学等学科视角，但最基础的学科是行政伦理学。 　　特里?Ｌ?库珀教授是美国著名行政伦理学家，他的《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１９８２）一书被西方众多学者称为是“在许多有关公共行政伦理学方面的优秀著作和文章中最优秀的”。库珀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阐述了利益冲突的概念，他认为，行政伦理的基本问题是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正是这种关系“导致可能发生两种类型的冲突：即利益冲突和各种权力来源之间的冲突”。利益冲突就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个人利益与我们作为一个公共官员的义务之间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包括角色冲突和各种权力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这些冲突中较典型的是为我们提供了滥用公务谋取私利的机会”。［１］这种由于伦理困境而导致的利益冲突是危害政府廉洁形象和合法性的首要消极因素。而防止利益冲突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训练和职业性社会化过程来培养和强化公务员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水平，形成公职人员理性认识和务实解决具体利益冲突问题的行为导向。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国泉在《行政伦理：美国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立足于美国行政伦理发展的实践经验论述了利益冲突问题。他的核心观点是：公职是一个基于信托的职位，公职人员有责任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审慎履行职责。但由于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出现了分化，在公职人员身上又体现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所谓的利益冲突是指公务员的社会关系、金钱财产往来或个人信念有可能会妨碍他（她）从公众利益出发，依照法律秉公办事。为此马国泉提出，影响“廉政的罪魁祸首之一是利益冲突”。［２］解决利益冲突问题，首先要对利益冲突实施道德管理，进行专业精神教育、组织道德教育和公民道德文化教育，使国家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形成内在约束机制，服务于公共利益。 　　按照西方行政伦理学的观点，公权与私利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并不直接都表现为腐败，但公共生活中的许多腐败现象、不正之风、官僚主义等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利益冲突。［３］腐败的滋生是私欲、权力、机会等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诸多要素中，利益冲突相当于一种触发机制，正是在公权与私利出现冲突的背景下才会导致私欲膨胀、权力异化和机会漏洞。从这个意义讲，利益冲突是“以权谋私的土壤”，是“权力腐败之源”。更重要的是，利益冲突直接影响公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信任。在行政过程中，国家公职人员是各种利益的载体，也是追求和维护各种利益的矛盾焦点，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没有获得私人利益，但只要利益冲突现象明显存在，公众就有理由对决策过程的客观性产生质疑，对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及运行的合理性和预期失去信心。 　　既然公权与私利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通过健全法规制度来管理和防止利益冲突就成为行政伦理法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问题进行公共服务伦理立法，实现防止利益冲突的伦理化与立法化之间的有机融合，使公共伦理道德规范不再仅仅依靠公职人员的信念和觉悟来维持，而是通过国家法律的权威性来保证和管理利益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