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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女人与她《9.11生死婚礼》 　　 　　本文新闻背景:旅居加拿大的上海女作家贝拉因写作纪实小说《9?11生死婚礼》而成名，这部小说更被曾执导《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以百万美金收购影视改编权。然而去年一年里不断有消息称贝拉的小说只是一种商业炒作行为。 　　面对这样的说法，贝拉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希望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贝拉，并共同回忆了那段真实的“9?11生死婚礼”。 　　 　　因为写情书我爱上了文学 　　 　　我的本名叫沈镭，因为我爸爸非常崇拜发现了“镭”元素的居里夫人，他希望我长大后成为像居里夫人一样的女科学家。 　　我小的时候住在外婆家，那是上海淮海中路石窟门的一所旧房子。我父亲是一名军医，从上海军医大学毕业后自愿去了最艰苦的铁道兵部队工作，妈妈是位英语老师。他们给了我良好的艺术启蒙教育，我从小就开始学钢琴，学画画。 　　从小我的文笔就比较好，从20岁初恋开始至今，我觉得爱情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可以说，因为谈恋爱时几乎每天写情书，我爱上了文学。 　　我真正的初恋充满了浪漫和诗意，令我刻骨铭心。他是一位离大上海几千里之外的广西壮族青年诗人，因为我们同在一本杂志上发表文章而相识。几个月后，我去了南宁和北海，我们见面了。我永远无法忘怀我和他走在南方的树林、落后的村落和原始海滩上时，心里突然降临的苍凉感觉，那是一个住在大都市、在钢琴旁优雅生活的我所未知的世界。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心灵就充满了对自然和文学的最初感悟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怜悯。虽然初恋没能开花结果，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初恋是我精神上第一座神秘花园。 　　我在出国之前就结婚了。他是上海体工队打羽毛球的，长得英俊帅气，有许多女孩仰慕他，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婚姻一点也不幸福。最后我选择了离开。 　　刚到日本的时候我的心突然觉得空了，无亲无故，现实和自己的想象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在日本住的房子空间非常小，一个10平方米不到的房子住两家，几块席子，一块木板隔开，所以隔壁如果有点什么声响，另外一边都知道。我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用的都是公共澡???。 　　作为初到日本的留学生，我要靠夜以继日的打工来支付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用，更加糟糕的是在这之前我没有学过日文。 　　我每天晚上打工到12点多钟回来。为了尽快把日语学好，我把闹钟调到凌晨四点，在房间读单词不行，因为隔壁就住着人，不能影响别人，我就一个人到花园里去读。我有时困倦得坐在地铁上就开始打瞌睡，任何时间躺下就能睡着。现在想起来，这或许是我一生中最勤奋的阶段，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 　　我在日本断断续续生活了四年多，在最后一年，我被日本一位国会议员聘为他的私人高级翻译。随着自己出入的场合不同，我的视野开阔了，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相思十年后再也舍不得放手 　　 　　我最初认识格兰姆是在日本的原宿，这是每个星期天年轻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的地方。格兰姆一开始就给我一种非常独特的感受，他是日美混血儿，在格兰姆的血液里流淌着东方情调的东西。他看我的时候，带着一种对东方的眷恋。我想我艺术方面的才华很吸引他，包括我能唱非常好的日本歌曲，因为我在日本唱过一首《白色的海峡》，还得过外国人唱日本歌曲大奖赛的第一名。 　　这一次相遇，我们都觉得彼此眼前一亮，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眼神中自然地流露出爱的火花。但是在那时，我们谁都没有把爱说出来。因为当时我们都有家庭，所以这种感觉也仅仅停留在心里了。 　　我曾经以为这样的萍水相逢，只能成为人生中美丽记忆罢了，但上苍就是那样的神奇，应该相遇的人注定不会错过。日本一别的八年之后，1996年冬季，在加拿大多伦多街头，我们不期而遇。相逢的那一刹那，真的有些恍若隔世，好像半个世纪都已经过去了。 　　在Second Cup（“第二杯”）咖啡馆，我们坐了下来。当时格兰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干第二杯。”喝第一杯的时候是在日本原宿，我还记得我们拿着那种可乐罐，大家一边唱歌跳舞，一边干杯……格兰姆看我情绪比较低沉，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想跟他倾诉更多，但是始终没有说出来，他也看出我心中有一种茫然的情感。格兰姆第一次对我说起他的妻子，一名能干的美国律师。他曾经尝试过多次，还是没能像我那样走出围城。 　　大概过了三个月后，我搬了家，也没有再给格兰姆打电话，他当然再也找不到我。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回上海，我母亲告诉我：“你有一个美国朋友打电话到家里来，问你的新电话号码，我要不要告诉他？”我说：“妈，你先不要说。”我猜一定是格兰姆。 　　这一次我主动打电话给格兰姆，我们相约在我和格兰姆第一次重逢也是我名字来源的伊莎贝拉街上见面，那天格兰姆对我说，他和他的太太准备办离婚了。我知道他太太是个律师，可能和一个当律师的太太打官司办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