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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里启蒙与救亡运动 　　中国救亡运动，始于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那时救亡是个大问题。 　　顾炎武说，亡国可以，亡天下不行，所以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为“天下”?天下，是江山与文化，由汉人说汉语，以国史立国家。 　　怎么救它?江山丢了文化在，国家亡了国史在，只要江山和国家的主体，还是汉人说汉语，这国家就有救，这天下就没亡，因此，天下兴亡，人人有责，要有做汉人说汉语的自觉。 　　夷，可以入主江山，可它入主不了文化；可以拿走国家，却拿不走国史。 　　只要我们还在做汉人，说汉语，我们就留住了文化的根、历史的魂。如果留头不留发，连汉人都做不成，那天下就要亡了。所以，顾炎武大声疾呼，要救天下，天下不能亡。 　　有清一朝二百余年，从清初到清末，救亡不断。清初救亡，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反清复明”的政治路线，一条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路线。政治路线以郑成功为代表，退到台湾去了；学术路线以顾炎武为代表，退到考据学里。这两条救亡路线一直在发展，政治路线发展出孙中山，学术路线发展到章太炎，到了晚清，这两条路线汇合了，成为革命的主流。为什么救亡要在考据学里? 　　通常我们对考据学的认识，大多以为是为了逃避政治，逃避文字狱，而躲进故纸堆，其实这是很肤浅的认识，只看到了消极的表面，还有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从学术上来看，清初考据学，又称汉学，那是以学术的方式，对做汉人说汉语的认同，同时，也是对亡国之学――理学的否定。 　　理学，又称宋学，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明承宋学，也亡了国，所以说，它是“亡国之学”。明末清初，理学很尴尬，因为它被新的统治者拿走了。国破家亡，信徒们或慷慨赴死，抱着理学的教条去当烈士，或削发为僧，怀着理学的信念悲苦终生。而理学却没有什么气节可言，信徒不妨去当烈士，理学依然可以媚世。且看亡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真是可歌可泣，可他们的理学，却投向新的统治者了。没有前赴后继捍卫原教旨的圣战，没有接踵而来为真理而斗争的运动，理学摇身一变，又变成了顶戴花翎，变成了新王朝的御用之学，还是以那样一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嘴脸君临天下。 　　而那些为国捐躯的学者们，他们的头颅真是白抛了，热血也白洒了，血的教训，使他们对理学产生了怀疑，他们怀疑理学以理杀人，怀疑理学是伪学问，因此，他们从理学中走出来。 　　他们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向经世致用，走实证的路，例如顾炎武，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本书，是对江山的盘点，是对国史的重建，他超越了王朝史，为江山立史，要再造中国；另一条腿走向汉字汉语，走进考据学里。理学靠不住，被统治者拿走了，经学也靠不住，也会被统治者拿走，拿不走的是什么?是与我们同在的汉字和汉语，那是命根子。 　　夷就是夷，认几个汉字，也都是错别字，这叫作“清风不识字”；会说几句汉语，却永远搞不懂什么是中原正音，顾炎武著《音学全书》，就是要为中原正音建立标准。做汉人最要紧的是写汉字说汉语，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留不留辫子。汉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考据学里做最后的斗争――留住文化的根。为什么说“清初之学大”?大就大在做“天下兴亡”的学问，有救亡的抱负在里面。 　　由此，清初学者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点，从实证出发，他们认为理学“空”，所以，要用救亡的实际行动去做实学，不为王朝立家史，而为江山立国史，代表之作有两本，一本是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本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两本书是为救亡运动做准备的，是历史地理和兵家地理的杰作；第二点，从考据出发，他们认为经学“伪”，杨幼炯之《中国政治思想史》指出：考据是“以复古为解放之手段，以疑古为革命的精神”，正是在考据学里，有清一代学者将救亡运动转化为文艺复兴。 　　考据学的代表作也有两本，一本是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一本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这两本书，一本开了证伪主义的先河，一本做了思想革命的先锋，都用了科学的精神来启蒙。 　　阎若璩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八卷，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明归有光以来，即有疑之者；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阎若璩出，才确定此书为伪书。其手段为实证，而目标为证伪，将统治中国思想的“经典”证明为伪，惊世骇俗。 　　被统治者拿走的经学原来是假的!下了这样的结论，一切神圣，都可以价值重估了。证伪真是大胆的革命行为，无异于推翻权威，以前依据经典治国，都是伪的，无需微言大义，也无法微言大义，此风一开，怀疑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思潮便兴起来，考据学里的救亡运动，从此，转向思想启蒙。 　　清初考据学的证伪主义，在学术界开创了一种新风――怀疑精神，这种精神到乾隆时期，也就是考据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