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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历史看创新文化生长 　　编者按： 　　都市是现代创新文化的主要策源地，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很多因素，而其中创新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本文作者以纽约这座最具创新传统的城市为例，通过对其创新文化形成的社会环境、特点，性质的分析以及对创新文化和创新科技之间关系的描述，进而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深思和启示。为什么都市的杂乱、纷繁、多样反倒能提供给思想和行动以自由空间，并因此提高了发明家整合各种资源进行创新的可能性?为什么现代工业园区看似井然有序、实质却是功能单一、缺乏活力?这些观点为分析和理解中国的城市创新文化提供了参考，并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正是杂乱使都市成为科技和文化创新的基地，要创新就必须打好城市创新文化这张牌。 　　纽约不是典型的却是独特的，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纽约的创新文化特色在于其大众化、民间化、生活化、实践化和自由多样，这一特殊性形成了有活力的、开放性的城市文化，也形成了美国独特的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纽约的文化又具有本土特征和世界主义特色，二者相得益彰，这奠定了纽约成为世界性文化都市的基础。 　　 　　纽约是以对外贸易为特色的商业都市，又以经济特别是金融创新而著名，其文化创新能力更使之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威尼斯或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媲美。 　　纽约与本国的关系，仿佛既是美国的，又不是美国的。纽约在19世纪以来已成为国际化都市，但却不是政治意义上的首都。纽约为什么和美国其他城市不一样?主要因为它在文化和经济上与世界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纽约在城市的成长过程中与欧洲有密切关系得益于来自欧洲的种族移民。 　　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通过分析纽约文化创新方面的情况，激发人们对过去和现在的思考。 　　 　　世界主义成就了纽约的独特 　　 　　纽约的开放氛围，使人们在这里能学到远比波士顿特权阶层的高等学府里更多的东西。 　　我想通过两个方面来探讨纽约创新文化的形成，一是经济、技术层面；二是文化、艺术层面。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研究这两个方面的种种联系，说明都市创造性文化的社会基础??进而理解模仿与原创、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等问题。具体地说，我想着重探讨纽约人和上海人对作为现代性标杆的欧洲都市的模仿行为与其根植于本土的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的本土，拉丁文原义是“根植于土壤”。或许对纽约来说，城市里的摩天楼就是它的“本土”。 　　这里，我想通过两个案例来讲这个问题：一位是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还有一位是画家约瑟夫?斯戴勒(Joseph Stella)。 　　爱迪生是纽约技术经济创新的代表，斯戴勒是纽约现代主义艺术的先驱，是文化创新的代表。可以说，没有爱迪生，可能就不会有斯戴勒最著名的作品。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纽约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和19世纪技术创新的环境。在美国，人们常常把纽约和波士顿做比较。这两座位于美国东部的城市都是从18世纪发展起来的，但基础很不一样。一开始，纽约就自认为是一个商业城市，曼哈顿的第一批石头建筑是荷兰人1626年建立新阿姆斯特丹(纽约前身)后开设的洋行。波士顿建于1630年，是一个清教徒为获得上帝的救赎而建立的宗教社区，它的第一批永久性建筑是教堂。这两座城市的差异一直延续到今天。波士顿自认为是美国文化的源头，其知识文化和文学具有极高水平，如爱默生和以居住在沃尔顿池塘的草屋里蜚声世界的梭罗等19世纪知识和文学界的领袖人物，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相比之下，爱迪生和斯戴勒这些纽约的代表人物，则都是自学成材；诗人惠特曼也是在纽约街头、沙龙、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里自学成材的。美国最伟大的小说《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声称海洋和莎士比亚是他的大学。他觉得爱默生的写作离现实太远，所以梅尔维尔要将他所热爱的莎士比亚从波士顿“自以为了不起的文人”那里解放出来。他认为莎士比亚属于纽约，而不属于伦敦，更不属于波士顿，应该说纽约可以造就一个更伟大的莎士比亚。他写道：“如果莎士比亚晚生一个年代，就会在百老汇大街上散步”，“而伊丽莎白时代对人的灵魂的束缚也许就不会束缚莎士比亚的创作了。因为我相信，甚至莎士比亚都仍然是有所顾忌的。”但是，梅尔维尔补充道，光是在百老汇大街上散步，面对那里复杂和混乱的景象还不能创造出美国伟大的作家， “没有《独立宣言》是不行的”。 　　另一个典型人物是女作家福勒(Margaret Fuller)。福勒在1830年代是波±顿爱默生超验主义者圈子的一员，因善于“交谈”而著名，但她那才华横溢的“交谈”只在私人小圈子里展开，听众只有女性。但是后来，她出版了准女权主义著作《19世纪的女性》，并开始用这种方式在公众领域讲话。因为这本书，格里利(Horace Greeley)将她带到纽约，专为《纽约论坛报》写作，福勒遂成为美国报纸第一位全职书评家。爱默生及福勒在波士顿超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