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张爱玲笔下“无爱母亲”形象根源.docVIP

解析张爱玲笔下“无爱母亲”形象根源 　　 [摘要]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都是撕去了温情面纱的“无爱者”,而造成这种形象塑造的根源,是张爱玲独特的经历、不幸的人生,特别是张爱玲的母亲对她的影响。 　　[关键词] “母亲”形象 “审母”意识 根源 　　 　　1943年,23岁的张爱玲一举成名,她小说中那种独特的悲剧意识令人震撼,尤其是她对“母亲”的塑造,更让人不寒而栗。可以说,塑造这种反传统的“母亲”形象的,在中国文学中张爱玲是第一人。 　　19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代间冲突”主要表现为父子冲突;母亲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或者她们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因为维护礼教秩序不得不与子女产生冲突。子女的反叛是针对封建家长制体现者的“父亲”,“母亲”是温柔、善良、富于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形象。纵使对母亲的形象稍有微辞,也是迫害的直接对象不是亲生子女,而是媳妇或其他人,间接地造成了子女的不幸。在19世纪30年代,非常富于先锋精神的丁玲在她的长篇小说《母亲》中,也是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又大度的传统的“母亲”形象。直到19世纪80年代方方的《落日》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作品,才出现了对传统“母亲”形象的质疑和重新塑造。也就是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审母”意识,而张爱玲在40年代初的《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中就已经鲜明地表明了她的“审母”意识。 　　我们在阅读这两篇小说时会发现:密秋儿太太和曹七巧是对异国姊妹,二人经历相近,性格略有不同,但两人有着共同的母性中丑恶的负面心理。密秋儿太太作为一个经历了艰难生活的寡妇,她不愿意一手抚养大的女儿一个一个地离她而去,她要占有女儿。她没有获得完满的婚姻,她也要让女儿和她一起过修道院般的生活,连报纸都要审查过才让女儿们看,实际上是她对性的复杂心理的流露,因而她仇视一切浸入自己领地的异性。所以她把女儿训练成纯洁无知的玩具娃娃,不露声色地葬送了女儿的婚姻,也葬送了女婿罗杰的生命。 　　曹七巧更是一个疯狂的母亲,她有三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心理层次:性变态心理、仇视和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她的这些不正常心理烧红了她的眼,烧昏了她的脑,把她变成一个将报复施于亲生子女,不择对象地用亲生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自己的不幸的“食人者”。她用近于虐待狂般的行为给自己已经十三岁的女儿缠足,痛得女儿鬼哭神号。无论是儿媳还是准女婿的出现,都是对她地位的威胁,于是她千方百计破坏子女的幸福,让自己的子女也“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曹七巧以专制而凶悍的面目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密秋儿太太却以满面笑容和满面的泪痕隐藏着杀机。无论是曹七巧,还是密秋儿都是有着阴暗心理的恶毒女性,全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 　　为什么张爱玲会对母亲作出如此独特的审视?走进张爱玲的精神世界,从她开始创作前的经验世界里,我们发现:是苦难的人生、独特的经历给予了作家对生活的特殊发现。 　　一、不幸的童年生活 　　1921年,张爱玲出现在上海法租界的张家公馆里,但她来的太晚,家族的显赫、繁华已成过去,她只看到一个灰暗的巨大而虚浮的王朝背影。她的祖父张佩伦是满清大臣,清流派名士,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母亲是黄军门的小姐。辛亥革命结束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张氏家族的命运。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渐行渐远,萧条衰败,仅仅维持着表面的排场。在沉落中的家族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张爱玲没有赶上显赫、繁华的热闹,却赶上了父母无休止地争吵,离异的“热闹”。 　　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条,会咏诗作赋,曾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但从未被西方文化所影响,有着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养姨太太、赌博、逛窑子、吸鸦片,无所不为,声名狼藉。她的母亲虽然也出身于传统世家,却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又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因而对男女不平等及腐败恶习深恶痛绝,对丈夫的堕落无法容忍。张爱玲的童年就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度过的。 　　张爱玲在她的《私语》中记录下了这段无奈的文字:“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接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沉重的压抑落到了幼小的心灵之上,父母不和的家庭使张爱玲敏感多思、性格内向、少于人交往,社会适应性差。终于,母亲抛下年仅四岁的她远走英国,而她在继母的管制下受尽委屈,父亲的家像座牢笼,让她时时想要逃离。童年梦魇般的生活及母亲的缺席给张爱玲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这种创伤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修复,反而加剧了。 　　二、冷漠的母亲 　　尽管张爱玲一直渴望得到母爱,渴望和母亲一起生活,但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她而又抛弃她,给予她片刻的温暖又将她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