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呈现人好,人动人之处”.docVIP

“我在呈现人好,人动人之处” 　　见到侯孝贤时，这位64岁的台湾电影大师正应两个年轻记者的要求，在镜头前摆一个酷酷的姿势。他嘟囔着：“不好意思哦，一大把年纪了?这（摆拍）是年轻人做的事情嘛。我不喜欢摆拍的，以前别人要我摆，我都骂过人。” 　　然后他站起来，瘦小的身躯，灰色便装，白色网球鞋，大半个脸被一顶白色鸭舌帽挡住，不紧不慢地往前走，像一个在公园散步的小老头。“您看起来比想象中要瘦啊。”我说。“真的啊，老了哦，皮下脂肪少了。”他揪着脸上的皱纹说。 　　每隔几分钟，他就把鸭舌帽稍微抬一抬，在室内，那顶一直捂在头上的帽子似乎让脑袋有点发闷。他说戴帽子是因为一直有头痛的毛病，戴上了，就摘不下。 　　侯孝贤这天早上才到北京，为他监制的纪录片《金城小子》在尤仑斯艺术中心的首映作宣传。影片跟随画家刘小东重返故乡辽宁金城，一个在工业化进程中被逐渐遗忘的东北小镇。《金城小子》赋予了这个地方一种大地般的温情，火车穿过茂盛的芦苇丛，阳光明媚鲜艳，如同丰收的麦田…… 　　“现在的金城，跟我以前成长的地方很像。”侯孝贤说，他似乎对台北，甚至台湾都有些不满意，“你看现在的台北，到处都是车，BIUBIU的，我很少开车，我坐公车、地铁，钻来钻去，回家要转好几趟。麻烦一点有好处，那样才能看得到生活。最怕就是没感觉。” 　　在侯孝贤看来，如今的大陆与他年轻时的台湾有种发展进程上的同质，他进而将大陆的80后认做是自己那代台湾文化人的接班者。 　　他相当健谈，几乎不会冷场，从日本地震到几十年的一个朋友，严肃的或有趣的，都被他用极为平易的语言娓娓道来。“我的意思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是他的两个口头禅。 　　第二天《金城小子》首映礼上，侯孝贤跟前一天的装束一模一样。“小姚！”他在台上挥着手，招呼台下的影片导演姚弘毅坐上去。姚是摄影师出身，一张娃娃脸，有点害羞，他在侯孝贤手下做了整整20年。两人之间的话也不多，但举手投足中的默契，有时让人觉得他们像对父子。 　　采访结束后，侯孝贤被招呼着去吃晚饭，忽然又转过身，有点腿脚不灵地小跑???来找我要名片。这种事情，恐怕有点小名气的人都不太会做得出来。于是又开始寒暄，他说自己喜欢科恩兄弟：“科恩兄弟是很好的，他们拍的电影是黑色的，黑色，多么好，那是真实的颜色。” 　　走出艺术中心时，城市已在夜幕笼罩之下。3月的北京，晚风微凉，我把大衣领子收拢了些，忽然听到有人跟我打招呼：“好走啊。”回头一看，走廊的角落里有几个人，门里传过来的灯光淡淡地照出他们的影子，这才发现是侯孝贤、姚弘毅他们。侯孝贤脱了帽子，瘦瘦小小地站在那里，手里夹着一支烟。我对那个方向挥挥手，只看到烟头在夜色里发出微弱的红色的光。 　　 　　《LENS.视觉》：您常去日本吗？ 　　侯孝贤：没有经常，以前比较常去，后来很少了。今年有去，是因为日本政府一个经济部门办的一个电影人论坛，我回来才一个多礼拜就地震了…… 　　 　　《LENS.视觉》：您对日本很熟吧，《咖啡时光》都在那里拍？ 　　侯孝贤：拍《咖啡时光》时，我对那边的东西根本不熟，而且要跟小津致意。很简单啊，先找一个住的房子，租屋子，小小的，没有浴室，就是我拍的那个房子；角色呢，我有一个日本朋友，我就用他来当模型，他是《Free》杂志的撰稿，他很会找资料，喜欢待在咖啡厅。我就在旁边看他怎么生活，有什么配备：公共澡堂好几个，澡堂对面可以洗衣服，投币的，每天坐电车，我喜欢那个电车，坐到什么地方转车，转山手线，然后可以去到他找资料的那个旧书摊……把这些全部都弄清楚，生活的东西安排好了，然后才开始写剧本。你在这里出现，为什么在这里出现，都很清楚，不然你怎么拍。 　　 　　《LENS.视觉》：拍电影就是了解别人的生活啊。 　　侯孝贤：是，你的洞见要很清楚，你得有你的眼光，你的某种现实感――真实感。拍久一点就知道了，人跟人的关系，很多时说是一回事，里面还藏了一部分，很多很大的部分。怎么呈现那一部分呢？很难的。卡尔维诺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大陆译作《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编注）里面谈到文学说：一般人问，文学的深度在哪里？深度就在表面。 　　文字的结构中会透露出蛛丝马迹，作家会尊重一些东西，他没有明说，但是会隐藏在里面。像我们的人生吧，我们跟家庭、朋友或者社会上跟公司、同事，公共领域的各个方面，跟人接触都会感觉到这一块。人都是不变的。 　　 　　《LENS.视觉》：但不同地方的人都是不一样的。 　　侯孝贤：形式会不一样。就像我去辽宁这次，我感觉那边很像我以前成长的地方，都很直接，很过瘾！都市里面就复杂，个人跟公共领域之间，跟别人之间有一种自然发生的――也不是防备，但就是会有的――距离。 　　 　　《LENS.视觉》：您对金城那边的人是什么感受？ 　　侯孝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