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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集聚视角FDI区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我国1983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外资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外资前期累计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FDI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劳动者工资、城镇人口与FDI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对于FDI的影响为正，且波动较为明显；外资前期累计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变化对于FDI的影响虽然微弱但比较稳定，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FDI 集聚 区位 　　 　　一、文献回顾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集聚经济已逐步成为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东道国日益发展兴起的集群政策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备受关注的吸引外资政策。世界投资报告（1998）提到了集聚经济对FDI的吸引，国内学者马君潞（2007）、段晓梅（2006）、李立新和金润圭（2002）、贺灿飞和魏后凯（2001）分析了集聚经济对FDI的吸引作用。马君潞（2007）证实提升一个地区吸引FDI的能力很大程度取决于该地区的集聚经济环境。从集聚视角将FDI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研究，2006年国内开始出现相关文献。杜健（2008）厘清了FDI与产业技术创新多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易先桥（2006）认为FDI技术进步是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对于跨国公司进入产业集聚的路径和产业竞争力提高等问题缺少分析。崔淼（2009）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选择在浙江县域区位分布时并不注重本土企业空间集聚状况，而是更加注重外资企业空间集聚度;并且外资企业集聚对本土企业投资反而呈现较小的“挤出效应”。吴丹丹、谢建国（2007）认为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效应，而FDI进入强化了这种路径依赖。FDI对劳动密集型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有促进作用，但没有发现FDI对于江苏省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袁美娟（2006）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了跨国公司集聚与工业、对外贸易、商业、金融业等产业之间具有的长期稳定关系;张宇和蒋殿春（2008）认为FDI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地理集聚，并由此推进了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尤其在高技术行业中得到了最明显体现，但是缺少产业集聚对外资集聚的影响分析。赵伟和张萃（2007）分别从一般层面、行业层面、集聚程度有别三个层面实证考察了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中的FDI因素;并借助成熟模型证实在所有FDI的行业空间集聚效应均明显可见于以上三个层面。冼国明、文东伟（2006）认为1985年以来，中国产业地方化和地区专业化程度都在加深，揭示了影响FDI产业布局的因素和推动产业集聚的力量;陈泉、臧新（2006）证实代表产业内集聚经济和示范效应的因子和代表城市发展水平对外资支撑程度的城市化集聚经济因子都对FDI的地区分布产生影响，前者的影响程度要远大于后者。上述学者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时空的角度对于中国及其部分省市进行了区位因素的分析，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然而，针对中国FDI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还缺乏进一步的模型检验和实证分析。本文试图选取1983年至2008年我国26年间FDI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利用Eviews5.0软件，从集聚的视角，分析影响FDI在中国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且针对“十二五”期间，如何做好全国FDI的吸引工作，提出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1983年至2008年我国26年间FDI数据，建立计量模型，从集聚的视角，分析影响FDI在中国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二）模型建立 　　（1）基础设施。我国形成的陆、海、空综合交通运输网的交通基础设施颇具规模，本研究以分布我国的铁路作为基础设施的集聚代表因素。（2）市场规模。产业集群是反映集聚经济的重要表现之一，产业集群能够实现生产资料市场和劳动力资源市场的集中供给和相关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便于上下游企业间的交流合作，从而有利于降低制造、运输、人力、信息等成本。本研究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ai）作为市场规模的集聚代表因素。（3）劳动力素质与成本。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外资吸引之间存在正负效应关系说法不一。本研究采用各年工资总额除以各年工资指数作为劳动力成本的代表性指标，预期与外资呈负相关的关系。（4）对外开放以及政策。本研究选用前期外资积累额（fcapi）、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fiance）、城镇人口比例（cperson）作为对外开放与政策的代表性指标。 　　本模型分析各变量对于解释变量共同作用，对选取的变量取对数，设立了对数模型: 　　Ln（FDIt）=αi+β1（FAIt）+β2（WAGEt）+β3（RAILWAYt）+β4（FCAP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