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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国际信用评级标准奇异逻辑 　　现代金融,无信不立。然而,国家与机构的信用高低,却由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说了算。2009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先后降低了希腊国家信用评级,希腊的融资成本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三大评级机构对波罗的海三国、爱尔兰、英国、西班牙等欧洲众多国家实施评级警告,一时间,几乎整个欧洲地区风声鹤唳,债务危机阴霾笼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曾于1996年在其专栏发表评论:“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虽然三大评级机构都说自己是“言论自由”、“市场行为”,但从他们的标准和所发生的事实来看,似乎并不那么科学和公正。 　　 　　三大评级机构受到美国政府的有力庇护 　　 　　三大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一言九鼎,直接影响一国的主权与安全,这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影响力。 　　三大评级机构经过百年的积累,在市场上树立起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其主要权力还是来自政府: 　　首先,美国政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于1975年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拥有NRSRO的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公民权授予三大评级机构,使之能够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评级而招致的法律责任。 　　其次,政府认可强化。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为美国监管部门所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如规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低于一定等级的债券,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质量由外部评级机构来测算等。作为美国金融机构“最后借贷人”的美联储,直接要求与其往来的金融机构的抵押品一定要获得三大评级机构给出的可投资级别。这无形中将一个民间中介服务机构的私权转化成了公权。 　　再次,美国政府的极力庇护。??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AA等高等级评级,SEC严格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造成了三大评级机构尤其是穆迪与标普的垄断地位。此外,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评级机构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以往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评级机构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会倾向腐败,评级机构也是如此。 　　三大评级机构所标榜的“科学”集中在评级模型上,然而所谓评级模型,其科学成分有多少也值得怀疑。况且,评级模型以及相关数据很少更新,对美国一般是半年甚至一年,对新兴市场时间更长。全球化下的经济越来越变幻莫测,评级公司“以不变应万变”明显不合时宜。深受其害的欧盟早就要求美国增加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国的拒绝。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The Rating Agency Act)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国际信用评级标准就是美国的标准 　　 　　美国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励、庇护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而这些集中体现美国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恰恰是国际信用评级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的根源,是信用评级改革的关键所在。三大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进行国家政治排序。把信用评级政治化,即用政治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风马牛不相及”;用西方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念,来评价各国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严重背离国际现实,割裂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管理能力与偿债能力之间的联系。 　　按“华盛顿共识”落实情况进行国家经济健康程度排序,即将一国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判断经济结构和经济前景的主要依据。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过分强调不加选择的经济开放不仅使发展中国家频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即便是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也一再地陷入周期性经济衰退乃至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了稳定而巨大的进步,表明中国这个经济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活力。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必然联系。 　　按人均GDP进行国家经济实力排序。三大评级机构认为,人均收入高则国家债务承受能力强,因此人均GDP指标是反映国家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但是,人均GDP无法完全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一些资源输出富国;人均GDP无法反映经济的多元化程度和经济活力;人均GDP更无法反映国家债务偿还能力,因为人均GDP高的国家,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可能很大,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