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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媒行业中弹性福利制度失范现象研究 　　摘要：当下我国传媒行业纷纷接轨世界发达国家的福利策略，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弹性福利制度。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我国传媒行业普遍实施的弹性福利制度利弊显现。本文在肯定其正面作用的前提下指出存在问题，尤为失范现象，包括制度失范、效益失范和行业失范。并就三种失范形象展开学理层面的剖析研究。 　　关键词：我国传媒行业 弹性福利制度 失范现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传媒业迎来大繁荣大发展时期，传媒普及范围广，关注度高，收益率和影响力大。我国传媒行业切实跻身于世界传媒业的前列。然而机遇和挑战并存，我国传媒业面临着两难境界：对外，要与世界传媒业巨头厮杀；对内，也遭遇国内传媒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我国各个传媒集团都把创新发展视为生存的首要法则，而人力资源必定是创新发展的第一要素，那么，行之有效的薪酬制度就是推动传媒业高速运行的核动力。薪酬三要素中工资和奖金基本是货币形式兑现，且具有一定的量化依据和发放指标，而福利则较为复杂，或为货币，或是千变万化的实物，甚至是虚拟形式。既难以定论，也不方便实行。 　　上世纪七十年代伊始，国外学者提出弹性福利理论（Flexible Benefits plan），经过三十年的试验和修改，已经日趋成熟。我国传媒业也尝试实施弹性福利制度，效果不错。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在2009年推出弹性福利制度：“SMG集团通过探索核心人力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对业务骨干和关键岗位追加自助福利计划和长期激励等新型付薪方式，力求在人才甲竞争中取得主动。” 浙江广电集团、湖南广电集团等传媒集团均推行弹性福利制度，极大激发员工积极性，迅速提升传媒集团竞争力。但是，弹性福利制度好比达摩克利斯之剑，利弊顿现。使用得当则立竿见影，持剑纵横江湖；使用不妥则反受其害，自废武功，形成示范乱局。 　　一、弹性福利制度中的制度失范 　　在中国当代和谐社会构建中，要保障传媒业健康有序发展，并不能单单寄托于强有力的行政权力，而在于能够建设好践行科学发展的传媒社会制度。传媒制度体系既是传媒业社会结构的实证性存在???也是传媒价值体系的构成基本要素。纵观历史风云，自打国家问世以来，一切社会文明均需仰仗国家制度所保障。作为政治家、改革家的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制度建设，他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同理，传媒制度作为行业的一系列规范体系，对调整行业秩序，协调内部冲突，减少内耗，促进整个传媒业和谐与安宁。 　　美国学者威伦斯基和勒博在《工业社会与社会福利：美国工业化在社会福利服务提供和组织方面的影响》一书中提出社会福利类型的两分法――“补缺型社会福利”(residual social welfare)和“制度型社会福利”(institutional social welfare)。 威伦斯基和勒博认为，补缺型社会福利强调依靠家庭和市场来提供个人所需的福利，而制度型社会福利则重视国家或政府提供社会福利。前者重视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后者主张依靠国家或政府的规章制度来保障提供社会成员所需的社会福利。补缺型社会福利与制度型社会福利最大的区别是制度的建立与否，没有建立制度的补缺型社会福利是感性的、临时的，不能长久维护福利分配的公正公平，也难以保证社会效益。 　　我国传媒行业中弹性福利制度虽然冠以“制度”一词，然而离真正意义的社会福利制度仍有很大的距离。从我国传媒行业中弹性福利制度的本体而言，则为单个传媒集团内部行为而已并非整个国家和社会。由于当前我国传媒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巨大，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难以形成统一的行业福利制度标准。且各个传媒单位能够承担福利的能力千差万别，提供的福利品种也有局限性，造就在弹性福利的实施发放中随意性大、合理性差。往往出现传媒行业对骨干工作人员超越制度的百般迁就，而对普通工作人员无原则的克扣盘剥，甚至出现个别明星传媒人员在弹性福利分配上狮子大开口，绑架勒索单位，严重妨碍弹性福利制度化的推进，凸显传媒行业弹性福利制度的失范。 　　正如罗尔斯的《正义论》开篇中所倡导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中的首要价值一样。” 我国传媒行业弹性福利制度在制度层面的失范，关键在于没有严格贯彻公平正义，而是感性的、随意的和短暂的，这必定造成传媒行业的乱局，因为建立公平正义而良好社会秩序的制度既是传媒行业的普遍需求，也是社会基本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最高成就。 　　二、传媒行业弹性福利制度的效益失范 　　《广州日报》是我国第一个成立的报业传媒集团，秉承人力资源是媒体第一生产力的原则，实行“十二级台阶”的考核激励机制，立竿见影，生发出良好的效益，一举赶超老牌传媒《羊城晚报》。这是一个成功福利制度的典范，一方面以合理的考核机制激励广大员工，形成良性竞争的态势，体现了制度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