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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测度方法研究述评 　　摘 要:文献中主要的福利测度方法可分为三类: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其扩展的单一指标测度方法;基于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的指数测度方法;基于生活满意度的测度方法。这些方法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学术界测度福利的智慧。尽管它们在指标性质、权重分布、开发背景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彼此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也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从核算意义看,福利测度方法仍然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关键词:福利;测度;核算?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7?0031?06 　　 　　尽管人类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提高福利水平的追求,但学术界从正式意义上对福利测度的规范研究最早只能追溯到1929年。80年来,福利测度方面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这其中包括了James Tobin和Daniel Kahneman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重要工作,也包括Andrew Sharpe[1]、Nick Donovan et al.[2]和Stefan Bergheim[3]等分别从福利研究组织、福利及社会发展进程指标、GDP扩展等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与它们不同的是,本文在充分吸纳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测度方法论角度进行系统的评述,并将其分成三大类加以展开。 　　 　　一、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其扩展的单一指标测度方法 　　 　　这类方法的主要特点是:(1)都基于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权威经济核算体系。虽然彼此之间有区别,但至少在构建指标时所用术语的内涵都是一致的。(2)都是以货币来计量的单指标,因此也就能直接与GDP数据进行比较。目前,该类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指标。 　　 　　1.以GNP或GDP为代表的传统宏观收入和生产指标 　　1929年,现代福利经济学创始人A.C. Pigou在其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中,最早提出将国民收入与福利等价起来的思想[4]。1947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问世后,以其核心指标――GNP或GDP为代表的宏观收入和生产指标被广泛地用作福利的替代指标,Pigou的思想得以在核算意义上真正实现。从理论上讲,这种指标替代做法有其内在逻辑。以GDP为例,它可以表示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之和。如果假定福利只是消费的函数,那么最终消费这项就可以看做当前福利,后两项可以作为未来“或有”福利的替代指标,所以GDP就自然可以被近似地看做一个福利指标。 　　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注意到影响福利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因素,其他非市场性因素(比如收入分配、环境、不付酬的家务劳动等)也都对福利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在GDP中一些用于应对自然灾害、污染等造成的支出,反倒意味着福利的下降。于是很多学者开始对这些总量指标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或者干脆开发新的指标,福利测度方法研究也由此步入兴盛时期。 　　 　　2.经济福利测度指标(MEW) 　　1972年,William Nordhaus和James Tobin尝试对以GDP(或GN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用福利为目标进行全面调整,提出了经济福利测度指标(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简称MEW)[5]。他们认为,福利是与消费而不是生产相关联的,因此以GNP为起点,首先应减去私人工具性支出、耐用品支出、私人健康和教育支出、城市生活中不愉快之处(如堵车、污染)等项,再加上耐用品资本服务、闲暇、非市场活动(如志愿服务)、政府消费和政府资本服务等项,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MEW。不难看出,它集中于测度经济意义上的福利。 　　学术界对MEW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具体的加项或减项方面。有些学者认为,由于所有政府服务都只能被认为是中间产品,所以政府服务在MEW中不应做加项处理,而应做减项处理。有些学者认为,只能将直接提供给消费者或那些增加了资本存量的服务计入MEW[6]。MEW认为,预防性支出只是投入,而不是产出,对住户经济福利没有直接影响,即使在某些时候确实也能改善福利,但那也只是间接的,所以应当作为减项。但Abe Tarasofsky(1998)认为,一个地区预防支出越多,战争风险的可能越小,这对福利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国家安全不仅提供保护经济制度所带来的福利,更重要的是会带来其他社会急需之物,所以应将其处理为加项。而且,MEW没有能够把住户部门中与政府预防性支出类似的支出排除在外,比如在防盗系统、保镖等方面的支出。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像闲暇、环境这类因素是不能进行价值测度的。 　　 　　 　　 　　3.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