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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土地财政 问题的几个理论误区 我在《第一财经》专访中提出的关于土地财政的观点，以前在多种刊物和会议上都曾提出过。这次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大概主要是因为这一次我是用地方政府官员的身份发表的。在采访中，我的观点实际上有三个，第一，土地财政本质是一种融资手段，对中国经济是有重要贡献，不宜全盘否定；第二，目前的土地财政在二次分配上是有缺陷的，需要通过房改等措施加以改进；第三，土地财政是阶段性的，较适于城市化初始阶段。 对于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口水，我向来懒得回复，不过，对那些貌似学术的观点，特别是对那些以经济学名义提出的指责，我还是想作一个回应，并借此澄清我和一些经济学者之间的分歧。 从反应看，无论舆论还是学界，大都把注意力集中的我的第一个观点，也就是为土地财政辩护上。在我看来，即使无视我完整的观点，孤立地拿出这一部份进行偏颇的批评，所依托的数据和逻辑也并不可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南方都市报》上一篇马光远的文章。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土地财政无关吗? 马博士认为：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和经济增长的奇迹，…和土地财政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观点，在当下的学界很有市场。但可惜却与事实不符。你可以说土地财政模式不好，但却不能说土地财政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任何关系。深圳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深圳特区建设时的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地方财政收入才1700万人民币。从第一天起，深圳就注定无法通过传统的计划渠道筹集到大规模开发所需要的资金。借鉴香港的经验，罗湖区建设指挥部建议土地出租，正是这关键的一步，为深圳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筹到了第一笔资金。从此，深圳白手起家在短短三十年内，发展成为上千万人口的巨型城市。 可以说，土地财政乃是深圳经验对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深圳的发展乃是随后中国城市化大推进的缩影。乃是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先声。此后，中国高速城市化，无论是当年的珠三角、长三角，还是今天的渤海湾、中部崛起，走的都是这条土地财政的路。这是这条路，拉开了中国与其他发展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 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靠的是外部需求拉动，两头在外使中国可以利用成本极低的劳动力参与国际经济。可问题是世界上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不少，怎么唯有中国的经济有如此明显的竞争优势?甚至在劳动力已经优势不再的今天，中国的出口机器依然停不下来?其中真正的秘密，正是在于土地财政背后地方政府的大量补贴，从最初的免税、减税，到现在的政府直接融资、优惠，地方政府对产业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而这些变相的补贴，并非来源于税收，而是依靠土地收益。 也许有人说，你说的只是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但就整个国家而言，特别是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土地财政并没有多少作用。表面上看，的确如此。按照目前税收制度，生产环节的税收(如增值税)依然是财政的主要来源。按照现在的分税制，中央又拿走了大头。这就意味着，尽管中央政府一再指责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同时也补贴了中央财政，甚至可以说主要补贴的是中央财政。把1994年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持续超过GDP增长，绝大部分归因于土地财政的间接转移，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土地财政有很多缺点，这一点我在十年前就注意到了，也从没有否认过，但是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和经济增长的奇迹…和土地财政没有任何关系，那不是缺少基本经济常识，就是在有意误导大众。 二、土地财政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恶化了吗? 马博士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一方面是卖地收入的暴增，另一方面却是地方债务的日益沉重。到2011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将会高达1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至15万亿元地方政府在无地可卖的情况下，只能走向名义上的破产财政。这种观点看似直观，但却一点也不专业 首先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增加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金融不发达的时代，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完全取决于过去劳动剩余的积累。但如果借助金融体系，则可以抵押未来的收益。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政府出现了这么多次金融危机，闯了这么大的祸，负的债要远比中国队方政府多，却没有一个国家干脆立法，禁止政府融资，以防走向名义上的破产财政。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财政虽然没有破产，但基础设施却欠账累累。可以说，负债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负债越多，表明政府信用越好。陈志武先生比较过历史上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政府，发现前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者则是负债累累，但发展下来，却是后者远比前者速度更快、质量更好。 的确，政府负债会出现财政危机，甚至破产，但这就如同开车会增加交通事故一样，我们不能用放弃开车来解决开车带来的问题。同样，我们也不能用不借债，来防止融资的风险。土地财政本质上也是一种融资模式，它极大地扩张了地方政府的信用，盘活了未来的资产，增加了政府的负债能力。 在城市化的初期，资金短缺需要融资是普遍规律。诺贝尔奖金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