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读》作为二战片类型变奏与意义.docVIP

《生死朗读》作为二战片类型变奏与意义 　　[摘 要]类型片中的二战片已经是屡见不鲜,从某种角度来看,《生死朗读》也属于二战类型片中的一部,但是这部影片通过改变主人公的英雄形象、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叙事策略;在观影模式方面,这部影片也改变了传统的观众地位,其中人物性格的不确定性、主题的不确定性给观众带来新鲜的观影体验,影片通过对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的解构,通过对类型片的突破与创新,成就一次向内观照的精神之旅。 　　[关键词] 二战片;类型片;变奏 　　 　　电影叙事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便是依据列维#8226;施特劳斯的神话研究范式,尝试阐述电影类型自身的意义。作为类型片的二战片,它大多以反映战争的残酷、生活的苦难、人性的光辉作为突破口,无数的英雄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出现。在这里,笔者试着将《生死朗读》放到二战类型片中,通过它与同类影片如《辛德勒的名单》(1993)、《钢琴师》(2002)这几部曾经冲击奥斯卡的电影比较,理清其变奏之处,将它放置到电影史的版图中找寻它的定位与意义。 　　类型变奏之一:传统叙事策略的变奏 　　在传统的民间故事中,英雄是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正是从英雄经历的磨难之中,完成心理的宣泄,完成文学作品的“白日梦”的功能,因此,拯救他人或拯救自我成为传统民间故事中最常用的叙事模式。我们纵观《辛德勒的名单》和《钢琴师》,叙事的模式也没有摆脱传统民间故事的影响。《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无疑就是英雄式的主角,在故事中,辛特勒用他的企业和全部的身家拯救了1200名犹太人;《钢琴师》中的主角凭着个人的毅力,经过艰难的逃亡,完成了一段自我拯救之旅。总体来说,这两部片是从战争亲历者的视角来审视所经历的战争。作为《生死朗读》来说,它选择了亲历战争的下一代即伯格作为叙述人,用一个平凡普通人的视角,重新诠释了纳粹时代里,崭新而独特的一面。 　　其中,主人公作为英雄的形象已经大大地弱化了,甚至是颠覆了。在本片中,一个看似充满母性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女人,甚至是一名最普通、最底层的纳粹――集中营雇佣的一名女看守充当了本片的主角。这里,给我们呈现了一名与众不??的“迫害者”形象。说起迫害者,我们的脑海中出现的肯定是身着纳粹军装的军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表现无遗,而在《钢琴师》里出现了一个音乐爱好者纳粹军官,一个能与作为正面人物的钢琴家在音乐世界里心灵相通的敌人,已属难得,但《生死朗读》走得更远,它出现了所有二战片中都不曾出现的迫害者。其实我们仔细地想想,真正的迫害者又是谁呢?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从众,法西斯何以能上台?何以煽动战争?汉娜确实是“平庸”的,因为她是一个文盲,还用谎言极力掩饰这一点。正是因为平庸,她把读书写字看作是从主流社会秩序中获得正常尊严的惟一途径,这让她近乎疯狂地走上了一条追求、维护尊严的道路。这种看似偏执的尊严贯穿了汉娜的一生,构成了她的精神核心――为了维持她内心仅有的一点虚荣,她不惜用18年的牢狱生活来保守她内心的秘密。这种基本特征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她首先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形象。在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能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下定义,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的一种挑战。 　　如果说对主人公的形象进行颠覆是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一个挑战的话,那么,这样的颠覆同样存在于影片的叙事模式之中。在弗洛伊德的???神分析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离开―归来”的案例。说的是某一天,弗洛伊德看着他的孙子在童车里玩耍,他注意到他的孙子喊了一声走了!然后把一个玩偶扔出童车,然后又叫了一声来了!再把它用线拉了回来,乐此不疲。弗洛伊德把这一著名的“离开―归来”的游戏解释为幼儿对不在自己身边的母亲象征性的支配。在英国的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眼里,这种“离开―归来”模式是一种叙事的基本方式:一件事物失而复得。将它简单归纳为一个叙事的程式便是:平衡―不平衡(离去)―平衡。离去(丧失)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却激起我们的欲望,这也是故事能得以展开的动力。这种叙事模式常常被运用于无数的商业影片中:《辛特勒的名单》因为1000多名犹太人的生命岌岌可危,这种不平衡状态使辛特勒展开了营救;《钢琴师》中的钢琴师则是因为他本来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了,要想活着,就必须努力对付一切的困境……将这种叙事模式高度概括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其实都是对“离去―归来”模式的重复书写。在《生死朗读》中,如果说,汉娜的失踪算是第一次的离去,那么在汉娜入狱的18年中,则是更加强调汉娜在男主人公生活中的缺席:我们的男主人公一直没有去看望她,他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前进,结婚、生女、离婚,其间不懈地为她朗读各种书籍,但就是没有去探望她,狱中的汉娜在学会写字之后,经常给伯格写信,可是伯格从没有回信,汉娜在一次次的等待中终于绝望了。影片中有一幕: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