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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业创新软肋等10则 　　中国传媒业的创新软肋 　　产品层面：学习模仿有余，自主创新不足。当前，中国电视节目明显表现出“学习模仿有余，自主创新不足”的气象。模仿并非不可取。“以模仿为手段，以创新为目的”的模仿可以催生创新；“以创新为幌子，以模仿为目的”的模仿却可以扼杀创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传媒组织基于成本、研发周期、投入产出率等方面的考虑，仍会将学习模仿视为传媒产品开发的主要战略。但在面对学习模仿所带来的热闹场景，中国传媒组织不可忘却自己在产品创新方面仍居于下游的现实。技术层面：追随应用有余，专业领域内创新不足。我国传媒业目前在移动互联终端、微博与搜索引擎领域内的作为更多还只是停留在技术追随与应用层面，传媒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创新仍不多。虽说传媒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在技术，我们不必在技术创新上对其有过高期望，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不足实为传媒业在创新方面表现平淡的一个侧面。经营层面：延展经营领域有余，商业模式创新不足。相对于技术层面的创新而言，中国传媒业在经营层面的创新似乎更是“风生水起”一些，但是细察之后便会发现，这些经营创新实质上是传媒利用独有的政策优势和较强的经济优势对多种经营领域的全面突入。这种突入更像是从现有利益中分得一杯羹，而非开拓一片新的“绿洲”。制度层面：边缘突破有之，制度瓶颈仍在。中国传媒制度层面创新的方向仍是市场化、企业化，创新的步骤仍然是边缘突破，表现在转企改制和制播分离。由于根本问题尚未解决，结果导致创新结果与创新预期总存在着巨大偏差。中国传媒在制度层面的变革总是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市场只是被局限在有限范围内。循着这样的改革途径，中国传媒业也许会很快实现“做大”的理想，但是“做强”似乎颇为遥远。（据丁汉青于《青年记者》2011年第10期上） 　　 　　构建我国传媒价值认同 　　需考虑的四个问题 　　一、传媒双重属性：在于找到共同的出发点。传媒产品的双重属性特征，要求其既要迅速准确地将信息传达给受众，又要求其必须注重社会责任。所以，找到二者并行不??的结合点，是构建传媒价值认同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二、公民社会的成长和传媒技术变革：深层的推进力量。对于传媒业而言，最根本的冲击来自于它们所面对的受众正在改变。互联网、多媒体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媒体对新闻流通的主导权与控制权逐渐减弱，公众通过网络互动可以影响甚至左右媒体的传播和舆论。社会变革使得当今受众的价值观念、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受众更展现其公众色彩，通过参与传播而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三、西方借鉴：对媒体性质和功能的重新审视。我国传媒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逐渐进行商业化的过渡，扩大了公众进入公共领域的入口，也使其摆脱了单一的政治视角，但由于市场经济着眼于消费的运作机制和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传媒呈现出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向何处转不只是一个实践问题，更重要的是认识问题。中国传媒的转型和发展不仅仅应当借鉴西方媒介的进步，更应吸取其商业化的教训，构建和寻找适合我国自身特点和国情的价值认同。四、传媒党性：增强公共性、服务性和责任心。传媒的价值取向应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追求相一致，其“作为党和人民、各社会阶层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介质，其本质是共享，通过共享达到公共性。在公共性中寻求问题的解决，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一环”。鉴于当今传媒的辐射领域加强和影响的日益深入，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是传媒应负的社会责任。（据薛国林 李志敏于《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 　　 　　舆论应促进相互理解而非扩大对立 　　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站在不同的立场，给出不同的解读，表达不同的情绪，这已是今日中国的社会常态。之所以产生这种表达差异，不仅仅源于各自的职业、身份、社会分工不同，更与各自的利益差异紧密相联。由利益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和对立，值得全社会关注。在日益加剧的利益差异面前，社会舆论尤其是各类媒体是在促进不同群体间相互理解尊重上持续发力，还是在人为制造情绪对立、扩大心态撕裂不断助长，这是一个紧要而现实的责任问题。在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当下，尤为需要营造一个良性而不是恶性、柔性而不是硬性的社会舆论氛围，尤为需要引导各个群体多从共同的价值判断而不只是从各自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想问题、办事情。面对利益差异、社会分化，舆论和媒体当自我警醒，找准自身在社会运行中的角色定位，让善意弥合多一些，而那些恶意刺激、不负责任的炒作更少一些。（据毛晓刚于《北京日报》2011年9月23日） 　　 　　做好成就报道要把握三对关系 　　新闻性与旧材料的关系。成就报道是新闻报道，因此，必须要体现新闻性的要求。而成就报道本身报道的是已经取得的成绩，是完成式的材料，这就存在一个旧材料与新闻性的矛盾。如果成就报道仅仅是罗列过去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