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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摩擦新特点及中国应对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贸易自由化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反制和影响。当前，各国经济景气的不均衡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贸易利益分配的两极化趋势、区域贸易集团的排它性、政治经济制度的对撞等因素都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导致贸易增长的“副产品”――贸易摩擦的数量不断扩大，领域和范围日渐广泛，全球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摩擦经济时代”。突出特点是经济贸易摩擦的复杂化、综合化与常态化。贸易摩擦增多成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的现状及趋势呈现出几大特点： 　　首先，全球化与贸易摩擦互动，贸易摩擦深入诸多领域。经济贸易摩擦从针对微观措施的摩擦向宏观体制或制度摩擦发展，伴随投资摩擦、技术性贸易摩擦等扩展。而经济贸易摩擦及其解决和演变的过程反过来又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其次，新贸易壁垒不断出现，导致贸易摩擦更为频繁。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因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有重新抬头之势，在传统贸易壁垒作用日益弱化的情形下，发达国家寻求以技术壁垒为核心的形形色色新贸易壁垒，以保护其国内经济和产业，形成21世纪的“新贸易壁垒潮”。所谓新贸易壁垒，是指以技术壁垒为核心的包括绿色壁垒（环境壁垒）和社会壁垒在内的所有可能阻碍国际商品自由流动的新型非关税壁垒。新贸易壁垒则往往着眼于商品数量和价格等商业利益以外的东西，如安全标准、卫生标准、包装标识、信息技术标准、环境标志、劳工安全标准、福利标准等，更多地考虑商品对于人类健康、安全以及环境的影响，体现的是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实施时采取的措施不仅是边境措施，还涉及国内政策和法规。 　　第三，贸易摩擦数量增多，制度性摩擦成为核心诱因。尽管摩擦在表面上表现为某种具体贸易或投资政策或技术壁垒规定的冲突，实际上是不同体制或经济贸易制度之间的对撞。体制或制度因素的妥协与让步是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关键点。这是由于任何具体的经济贸易政策或措施都是源于一国???部的体制或制度规定决定的。 　　最后，区域贸易协定增多引发新的贸易摩擦情形出现。目前，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成为推动诸边贸易的最主要方式。随着很多自由贸易区的相继建立，区域内实现了关税的逐步降低并最终消除，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区域内成员之间贸易量实现迅速增加。但区域化过程实际上伴随着对区域贸易协定外其他国家产品的变相阻拦或排斥。由于自贸协定下的优惠并不针对局外国家，相关优惠自然成为变相的阻拦和一种差别待遇，必然使得区域外国家货物、服务产品等进入区域内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从而使贸易摩擦的发生概率增大。而这种情况下的贸易摩擦不再是以往一国对一国的形式，成为区域外一国与区域协定内全部成员之间的摩擦，调整贸易摩擦的法律规则包括各自国内法律外的区域贸易协定本身的内容，这使得贸易摩擦解决难度加大。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各成员能否形成解决摩擦的一致意见也为最终化解摩擦带来不确定因素，并加大解决成本和周期。 　　 　　新形势下全球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贸易摩擦主体因素发生变化 　　通常，贸易摩擦是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利益冲突，往往表现为由于一国国内经济贸易政策导致了相关企业或产业在进口或出口时引发利益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贸易冲突主体的构成。由于跨国公司的投资贸易行为已经开始将贸易摩擦从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不同企业的利益冲突转化为同一国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冲突，其在利益取舍时，往往从利益最大化和政治经济综合因素来选择最终的解决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涉及摩擦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现实利益。这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引进形成依赖陷阱后引发的新问题。 　　 　　贸易摩擦从“显性”开始走向“隐性” 　　因为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经济贸易摩擦的程度与深度，使得摩擦除了在国与国之间对外贸易政策上发生直接碰撞外，还会基于各自国内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等问题上的冲突。为了减少直指他国国内经济政策或法律制度的目的，贸易摩擦开始以隐性的方式表现，发达国家之间从显性摩擦向隐性摩擦演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如美国针对欧元先强后弱的政策的变化，从而导致欧洲各国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形式上表现为贸易地位的竞争，实际上隐性为对另一国或地区货币政策的制约。同样，美国近期针对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叫嚣和压力，实际上也是贸易摩擦隐性化的一个例证。这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关注的一个新情况。 　　 　　贸易摩擦导致对另一国经济运行的巨大影响 　　贸易情况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贸易摩擦对于一国的致命打击主要表现为对该国经济运行秩序和质量的影响。贸易摩擦首先多表现为微观摩擦，但贸易不均衡达到一定程度，导致摩擦非常激化后，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