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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报道表面化、模式化问题 　　农民工是从乡村向城市迁移的人，他们融入和适应城市生活的道路是曲折和艰难的，在城市里生活，没有改变自己的“贫”和“弱”社会状况，农民工是不被现行制度认可的、“亦工亦农”的、边缘弱势的群体，是城市的“边缘人”。而同时，不可否认他们的边缘性又直接导致了其就业、工资、福利等权益被严重侵害的局面，同时也被强势的传媒排斥和疏离。所以，农民工也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往往被排斥在传媒信息的内容之外。 　　考察武汉几家主要的都市报，对“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者”大都使用“农民工”的概念，有时也用“民工”、“工友”、“打工仔”、“打工妹”来代替。农民工的概念在这里不仅意味着职业，更意味着身份。使用这样的概念，就可能隐含着传媒的话语权力和将不同社群“区隔”的意义。在这里，笔者选择《武汉晨报》为研究样本，对其中??于“农民工”的报道给予考察。样本主要选择本地信源的报道，外地信源的新闻被排除在外；还考虑农民工是不是新闻事实中的“行为主体”，不管他是“施事者”，还是“受事者”，其他如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性的新闻内容，不在分析范围中。通过对这些样本的分析，以期了解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报道的概貌，分析农民工报道的得失，为传媒改进报道、自我完善提供参考性的意见。 　　从2005年12月到2006月6月，《武汉晨报》刊登的本地信源的农民工报道62篇，而且每月报道的数量较为均衡，一般为8～10篇，最低的一月有6篇，最高的一月16篇。连续跟踪报道的问题有两个，其中一个进行了6次报道。不过，每篇报道的篇幅都相对有限，大部分是“小豆腐块”的新闻，被安排在极不显著的版面。涉及的“议程”主要是“欠薪讨薪”、“事故伤亡”、“跳楼犯罪”等内容。其中“事故伤亡”的19篇，“滋事犯罪”的13篇，“欠薪讨薪（主要是要钱挨打）”的10篇，“轻生跳楼（塔）”的6篇，上述报道共有48篇，占总数的75％。而“中性”和“正面”的报道极少。 　　我们无法判断，传媒的这种“贴近”是基于制度性要求，还是基于平等性原则。传媒对农民工的关注和报道，使农民工获得一些利益表达的空间，为农民工追讨工资、对恶意欠薪的当事人予以曝光的新闻，也构成了强大的话语威慑力。这是传媒的进步。 　　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各种传媒对农民工的报道是浅表性的，没有涉及到农民工的实质问题，不少报道是模式化的，所描绘的农民工的形象也是单一、平面和肤浅的。传播者缺少对农民工应有的同情和人文关怀，有些报道是“零度写作”，缺少对农民工应有的温度。 　　 　　1. 传媒与农民工的距离“不够接近” 　　 　　这包括物理距离上和情感距离上的双重“接近”。不少农民工在城里做的活脏、重、苦、累、险，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都是人们不愿意“接近”的。从62篇关于农民工的报道里，分析一下信源就可以略知记者的腿勤不勤了。有60%～70％报道的署名是记者和通讯员（或者实习生），这个数据似乎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当下的记者，不少可能已经“贵族化”和“精英化”了，他们与农民工的情感和空间都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往往从其所写的报道里流露出来。 　　麦尔文#8226;曼切尔主张新闻报道与写作“要表现不要陈述”①，他认为，新闻写作虽然是对客观事实的公正报道，但仍然要表现记者的能力和明显的倾向性。但不少记者在报道农民工时，看似客观公正，实际上是有点“冷”。他们在写农民工伤亡时用的标题是：《武昌一工地塌方三农民工被埋―――两人身亡一人获救》、《一工地围墙压倒两民工―――一死一伤》、《3月高空坠落事件频发安全意识“淡”民工“很受伤”》。 　　在对农民工安全事故进行归因时，媒体“归责”于农民工的安全意识“淡”。有一则报道的导语是这样写的：“短短11天，12人坠楼，其中11人是民工。据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昨天统计的数据表明，我市民工安全意识十分淡薄。”“我市民工安全意识十分淡薄”，在语言表达上不是“报告”，而是“判断”，是记者的“自我投射”。②它不仅折射出一种冷漠，而且也是一种错误的“问责”。 　　可以说，这个判断把其他方面应该担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安全事故不是单方面的责任，如果更理性或者更感性一点，都不会做出如此的归因。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险可言，农民工受伤死亡，他们的工伤保险权益怎么维护，没有看到相应的报道反映过，在这些方面传媒是“失语”的。 　　 　　2.对农民工的表现“不够真实” 　　 　　“人们在理解活动开始以前，都带有某种根据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心理期待，都已不知不觉地预先设定了理解对象的应有面貌。这种预先设定事物格局的心理定势非常顽强，它常常把理解的车轮导向理解者本人所期待的方向。由于心理预设因素的干扰，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常常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再说简单点，人们看到的东西往往都是他们想看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