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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音乐史教学中中西比较视野思考 　　目前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体制中存在一种割裂的现象，主要表现在音乐学学科内部各专业之间，如西方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世界音乐、民族音乐学等专业之间的分工过于“严格”，已经造成专业之间的严重分家和割裂，并且束缚了教师和学生的眼界。对此，我建议在我们的西方音乐史教学中提倡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开阔中西比较的思维和理念。我想这对鼓励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并养成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将有所帮助。 　　所谓“比较”，就是把具有一定联系的事物进行对照，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目的在于分析这些事物各自的特点，加深对它们的认识。具体在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中，可以作各种比较，比如对处在中西不同地点的同一类音乐现象或同一时期的音乐现象进行比较，从物质的、经济的、技术的环境和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这些现象各自形成的原因、过程、结果和作用，找出其异与同，并分析它们的特点和个性，相同说明了什么？不同又说明了什么？从中可以对西方音乐或中国音乐，乃至西方文化及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下面举几个粗浅的例子。 　　 　　比较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与我国的《诗经》 　　 　　西方音乐史的任何教材都会讲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这是因为古代希腊的诗歌和音乐紧密相关，其诗歌的吟诵伴随着音乐，《荷马史诗》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传说它是公元前９―前８世纪由盲诗人荷马根据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汇集整理编写成的，其中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里面记载了古希腊的歌曲、歌手和乐器的情况，于公元前６世纪完成定本。“由于两大史诗是整个古典时期希腊教育和文化的基础，而且迄至罗马帝国时代和基督教传播时期又成为仁爱教育的支柱，所以荷马又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希腊人把史诗不仅看成是文学作品，也不仅是希腊的团结与英雄主义的象征，而且是从中取得伦理甚至实践准则的久远源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３卷第７２７页》）。 　　我国的《诗经》成书于公元前６世纪，是西周（约公元前１１世纪）到春秋中期（公元前６世纪）的诗歌的总集。包括“风”（民歌）、“雅”（分“大雅”、“小雅”，是贵族和士大夫的创作）、“颂”（祭礼的乐舞）三大类。它也是和音乐联系在一起的，都可歌唱，用琴、瑟伴奏。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前４７９）曾对其进行整理。《诗经》的内容非常广泛，以四言为主，采用赋、比、兴的手法，为后来历代诗人所继承，成为绵延几千年的传统艺术技巧。汉代被列入儒家经典，在我国“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它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而且是很珍贵的古代史料。”（《辞海》第３８７页） 　　《荷马史诗》和《诗经》两者的性质、产生时间和整理过程都比较接近。值得探讨的是，它们产生于欧亚旧大陆的两端，一个在东端，一个在西端，相隔遥远，交通阻绝，为什么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奴隶社会，公元前六世纪）出现了如此相似的现象？现在保留的东西与音乐相关的具体是什么？其内容与形式如何？有何异同？这些异同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现象反映出人类古代东、西方的社会和思想观念有何异同？它们对各自的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它们的整理人荷马和孔子对其贡献和影响是什么？为什么后来罗马帝国时代和基督教传播时期那么重视《荷马史诗》，其中哪些东西被继承并成为基督教文明的遗产？为什么《诗经》成为儒家的经典？它对长期以儒家为主要统治思想的中华文明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我们对这两部“源头”性的文献做些研究，一定会加深我们对古代的中西音乐和文化的了解。 　　 　　比较二：古希腊的音乐哲学与中国早期儒家音乐思想 　　 　　古代希腊以其哲学的发达而著称，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大哲学家，在他们的理论著述中，音乐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音乐的起源，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４６０―前３７０）认为起源于对自然的摹仿：“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何乾三选编：《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８３，第４页）。亚里士多德也主张“艺术摹仿自然”，认为所有的艺术（包括音乐）都是对自然的模仿，各种艺术之间的区分，只是模仿的手段（如颜色、声音）不同，对象不同，方式不同，并认为音乐是“最富于摹仿性的艺术”（孙星群：《音乐美学之始祖》第８０、８１页）。 　　我国先秦音乐美学专著《乐记》（据《中国音乐词典》称：现存的最早版本是西汉成帝公元前３２―前２８年在位时，戴圣所辑）对音乐的起源主张“物动心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就是说，音乐是人内心发出来的，而人心的感动，是因为有感于事物并通过声音表达的。“心”被“物”而感动，“物”是基础，音乐是人的主观受到客观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