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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提升与教育改革希望 　　摘要 提高教师素质的关键是教育的改革，而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于文化层面，或者说，制度缺陷背后潜藏的，是更为根深蒂固的文化缺陷。教育制度与社会文化两个层面的改革必须同时进行。 　　关 键 词 素质；体制；文化；提升；改革 　　作者简介 訾非，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主任，教授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不再动辄把身边的人分成“好人”“坏人”并加以区别对待，而只是根据其能力有所分工；我们只是指出一个人的缺点，而不是因为某个人有了缺点就称之为“坏人”或“差人”。但近来见诸报端的种种事件，例如武汉某小学的“校园限速”令、西安一所小学推出的“红校服”、无锡某些教师要求家长领孩子“测智商”的做法，都折射出了一些教育者素质的不足。 　　教师的选拔与培养机制、教师的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等一系列因素都影响到了教师的素质。我认为，影响教师素质的最直接因素是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当下的中小学教育，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教师最重要的甚至是唯―的指标，而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则是根植在教育体制的缺陷之上的。 　　 　　一、教育的制度困境 　　 　　有人曾把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教育体制称为“竞技教育”，认为它是一种与竞技体育类似的竞争选拔制度。如果说竞技体育是体力上的竞赛，“竞技教育”则是智力上的博弈。以孩子之间、教师之间的分数博弈为主要内容的义务教育，肯定不是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正如竞技体育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竞技教育也不能有效地提高国民的智慧和创造性。“竞技教育”甚至不如竞技体育，因为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可以多元发展，有机会在自己擅长的运动项目中崭露头角，但“竞技教育”的评价标准竟然比竞技体育单一的多。以几个主科的总分作为标准，全国的孩子都在单一尺度下进行同一个项目的竞赛，它极大地伤害了教育的多元化和人的多样发展，对孩子们的心灵是一种可怕的禁锢。 　　因此，现行的高考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简单粗暴”，它把教育者变成分数的“奴隶”，把学生变成学校的“???隶”。教育者为了在这种“简单粗暴”的制度下生存发展，自然也就向制度认同，把“树人”的责任放在一边而沦为教学机器和分数竞技的教练了。 　　制度可以扭曲人性，这是一再被历史经验证明的事实。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8226;津巴多博士曾在1971年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把斯坦福大学心理系大楼的地下室改造成一间模拟监狱，把24名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狱警，另一组扮演犯人，让他们在模拟监狱里生活两周。但是这个实验仅仅进行了六天就不得不停止了，因为那些扮演狱卒的人越来越具有侵犯性，竟像真正的狱警那样去羞辱、惩罚和压迫“犯人”，而那些扮演犯人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像真正的犯人。短短数天时间，一些“犯人”的精神就濒于崩溃。津巴多博士的这个实验以及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都给我们这样的警告：人类必须不断地拷问制度，防止其退化成恶政。对于教育制度，我们也应该不停地拷问，而不能指望会有一劳永逸的一天。 　　目前，我们的教育制度的主要困境在于：能否找到一个出路，把教师和学生从分数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多年来我们试图探索解决这个困境的途径，例如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倡、初中入学考试的取消、各种特长生、保送生、校长推荐生等的招生制度等，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改革的进程，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任重道远。我认为，教育制度的改革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教育改革的核心阻力却并不在于制度本身。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是文化层面的，或者说，制度缺陷背后潜藏的是更为根深蒂固的文化缺陷。 　　 　　二、教育制度背后的社会文化缺陷 　　 　　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具有间接性隐蔽性。经济可以直接制约教育的发展速度与规模，政治可以直接控制教育的性质及发展方向。而文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作用于人的观念形态来实现的，这种作用主要存在于价值观、教育观、人才观等， 对教育活动的影响是潜在的、直接的。正如现在人们对高考制度升学的认识等等。可以这样认为，最优秀的人才未必是全才。如果让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参加我们的高考，他们未必能考进名牌大学，甚至考入大学都未必可能。目前的高考录取制度明显是不合理的。但是，以多科总分为标准选拔人才，至今仍然是一个无奈之举。 　　我们的大学如果也像欧美的大学那样，只把高考成绩作为参考，录取工作的主要砝码放在平时成绩和平时表现，学生们的压力可能会更大。高考的压力或许会弥漫到平时的每一次考试。由此，家长们会不会为了孩子能够被名校关注而帮他们制造虚假的简历和经历？会不会更加煞费苦心地迫使孩子们参加各种竞赛、学习各种“特长”？这样的制度会不会把“拼考分”变成“拼爹”？显然，国人目前的诚信现状不能不让人产生此类担心。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