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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经典戏剧演出文本解读与创新 　　经典戏剧演出文本的解读创新，其实是观众的一种需求，也是戏剧家在面对当代观众呈现经典作品时的一种使命。由我导演的《原野》在天津、北京、韩国演出，口碑还是不错的，用童道明先生的话说：“《原野》获得大成功之后，王延松又排了《雷雨》。”《雷雨》是赶上了纪念话剧百年的年头，所以大家更加关注。在此，我想谈一谈自己对《原野》、《雷雨》演出文本的解读创新。 　　 　　一、《原野》演出文本的解读与创新 　　 　　读《原野》的文本，最初你也会不知不觉地按照现实主义的方法展开想象，但读到后来你会发现此路不通。导演第一步要会读剧本。读剧本是导演一生要修炼的功夫，就是所谓的修养。这个修养不仅是文学方面的，还有戏剧综合门类可能涉及到的所有环节的修养。实际上导演在读剧本的时候，他已经在某种排练状态了。他读着读着，就该想了：这是什么?应该怎样表现?有几种方案?更好的方案在哪里?他的工作惯性使他在读剧本的时候跟一般的文学阅读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读《原野》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比较小心，曹禺已经说过了：搞不好要失败。《原野》读起来，在第四幕“黑森林”没出现之前，你会觉得和《雷雨》、《日出》不是有很大的差异。曹禺先生善于用对白把戏剧的一些复杂的结构、复杂的性格表演出来。他特别熟悉舞台，知道这个人应该什么时候上，一张嘴就应该说什么。话剧导演的工作主要是跟戏里的对白打交道，我要把那些对白通过与演员的共同工作变成舞台的形象。 　　我认为，导演用形象解读文本。换句话，导演要赋予演出文本独特的艺术形象。与《雷雨》、《日出》不同的是，《原野》不是现实主义的写法，你用现实主义的一套就会失败。《原野》需要用新招儿来排，这是曹禺一开始就期待的。《原野》是曹禺1937年写的剧本，8万5千字，我改的演出本3万2千字，但我只删改不篡改，我不加一句话。因为，表现《原野》的人性困境，除了对白，我们应该还有今天的新手段。 　　读到《原野》第四幕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回事?变招了!“黑森林”一发而不可收，曹禺连写了五场戏。而且那五场???里面用了一个贯穿的鼓声，这个鼓声是和前三幕没有关系的，属于天降鼓声。后来很多评论家就说第四幕“黑森林”的鼓声很像奥尼尔的一个作品，因此说到曹禺模仿了奥尼尔。其实，中国百年话剧走到今天，不会再有人发出这么幼稚的声音了。曹禺先生的《雷雨》、《日出》以及《原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话剧经典。很显然，青年的、天才的曹禺在当时阅读了奥尼尔、阅读了契诃夫以及当时他所能看到的戏剧大师的作品，他的写作和他的阅读经验肯定有关系。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独立的艺术品格和艺术精神、独立的民族性格语言，都非常超群地体现在他的《雷雨》、《日出》和《原野》的作品里。因此，我读了类似评论，我第一个蹦出来的想法是，这个鼓声我肯定不用，还有枪声我也不用，凡是你说模仿奥尼尔的东西我都不用，我看看这个《原野》能不能站起来。不仅如此，我还要通过新的解读去发现文字背后隐藏的、通常是观众企盼的东西，我要找到更有说服力的形象。“黑森林”到第四幕才出现，晚了。我要让这种“黑森林”的象征力量一开始就出现。我的方法是：用“古陶类形象”替换“黑森林”。我要用“古陶类形象”开场，要用“古陶类形象”贯穿。 　　田本相先生《曹禺传》中读到日本学者研究曹禺时做东西方比较。他们认为，曹禺的写作手法虽受西方影响很深，可是他的情怀有如古陶的子孙。于是我用“黄土烧结的古陶”来解读曹禺写作《原野》的情怀。用了“古陶类形象”就收不住了。陶俑的确承载了我太多思想情感的宣泄。在《原野》中人性的困苦是什么?是生之仇恨!是死之恐惧!是永恒欲望的试探!是不死灵魂的捆绑!这样的象征主义戏剧情境。表面容易识别，内里让人陌生。因为，令人震惊的不是仇恨本身，而是仇恨的不可避免!， 　　仇虎杀死了焦大星后，所有的陶俑都出来了。这些陶俑像西方人送葬一样把大星扛在肩上，并且，我用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来引发剧场里的悲悯之情。我认为，青年曹禺在看世界的时候，有一种巨大的悲悯之心，就是人性里面恶的东西会毁灭人生命里、情感里许多本来应该很美好的东西。人类的这些令人不安的灵魂是多么需要安慰。在韩国演出的时候有一个人问：排曹禺的戏你为什么要用莫扎特的《安魂曲》呢?为什么不用中国一些民族的音乐呢?我回答很简单，我认为曹禺的作品具有人类性和世界性，我觉得我们在强调某种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所用的元素和手段一定都是民族的。 　　我不仅用了莫扎特的《安魂曲》，还用了大提琴，在所谓经典戏剧的现代性上，我要强调这种不同文化的价值比较。在曹禺先生笔下的《原野》实际上是仇恨、嫉妒、猜疑给人性的捆绑。这种捆绑。几乎要几代人为之付出鲜活的生命，甚至于要毁灭那些无辜的生命。这不仅在1 937年曹禺《原野》笔下的人物身上发生，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