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案件证据收集.docVIP

论刑事案件证据收集 　　［摘 要］公安机关具体办案人员在侦查阶段收集固定证据时,视线要前移,从起诉、审判、辩护的角度去审视证据,以找出不足,提前拾遗补漏,使其符合定案的要求,经得起法庭质证和辩护人的辩驳。要做到这一点,公安机关的具体办案人员应该更新执法观念,增强证据意识,大力提高办案人员收集、识别和固定证据的能力。树立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最终目的在于指控犯罪,为案件起诉服务的意识。 　　［关键词］刑事案件；侦查阶段；证据收集；证据固定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13-0111-02 　　 　　1 案 例 　　2010年10月11日下午5点多,某区居民拨打110,称有一个疯子在院子里拿刀乱舞。某派出所接警并派出警察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见到这样一个场面：一男子(刘某)上身赤裸下身穿一红色短裤、手拿一把菜刀在地上砍切,大喊“救命、绑架了、在我家里……”,警察随此人(刘某)到一居民房中,又看到另外一个场面：卧室的门口有一摊血；一名妇女(被害人郑某)裤子被扯到膝盖处(经过医院检查发现大腿部位有几处被咬过的痕迹)、上衣有血迹,躺在离床不远的地上……一名男子(本案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方某)趴在床边(警察初步认定是醉酒状态),这名男子低着头在地上有一摊血迹。当时,出警的人员询问了随出警人员进屋的这家的男主人刘某(出警人员没有制作笔录)：“这个人是谁(指趴在床边的方某)？是不是他打的？”刘某喃喃地说道：“是我的同学,不是他打的。”出警人员再问话,刘某只是哭,不再回答任何问题。出警人员通过初步了解：在院子中发疯的男子是这家男主人刘某,趴在床边的男子方某是这家男主人的同学,躺在地上的妇女(郑某)是四年前做过脑瘤手术，不能够正常行走和生活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女主人。出警人员虽然看到了地上有多处血迹,也看到了受伤妇女,但出警人员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家庭故意伤害案件,所以没有进行一系列的收集证据工作,叫来120并将受害人郑某送往医院后,就撤离了现场。 　　案发一个多月后,郑某的家人报案要求公安机关追究方某的刑事责任,声称郑某是方某打伤的,而且是重伤,×××公安局城×分局开始立案侦查,收集到一些证据：犯罪嫌疑人方某不认罪的口供,本案受害人郑某的丈夫刘某自相矛盾的证言以及一份有公安机关制作的被害人郑某的笔录、一份鉴定结论(郑某家人10月13日在家中床边扫除时捡的舌尖和提取的血衣于2008年11月11日交给鉴定机构送检)和郑某重伤的鉴定结论等。2008年11月7日方某收到了《×××公安局城×分局取保候审决定书》,同日收到了《×××公安局城×分局取保候审通知书》并交纳了一万元保证金。2008年12月16日收到了《×××城×区人民检察院犯罪嫌疑人告知书》。2008年12月26日,在方某向城×区人民检察院提出一些质疑的情况下,城×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本案退回重新侦查的决定。 　　2 案例分析 　　此案件,反映出了公安机关某些具体办案人员在接到110出警命令后,由于没有做到自己应尽的职责,导致该起故意伤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明,导致无罪的人被追诉,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却逍遥法外。在此结合本案,就公安机关的某些出警人员收集固定证据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谈谈自己的看法。 　　2.1 具体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无证据意识,不及时收集证据,固定证据 　　通过调查发现,在本案中,办案人员业务能力不能适应工作需要,证据知识匮乏,对案件证明标准把握不准,不能对案件证据进行正确分析、审查和判断。办案人员责任意识不强,证据意识不强。在这起明显的故意伤害案件中,办案人员对现场不进行证据固定,主观的认为,家庭纠纷就不用提取证据,固定证据。 　　2.2 办案人员取证不及时,导致有的证据时过境迁,难以弥补 　　本案中,办案人员不能够及时取得所有证据。例如：现场有血迹(床单上血迹、卧室门口有血迹、床边有血迹、受害人郑某的衣服上有血迹)没有及时依法提取；现场还有物证――方某遗留在现场的舌尖,没有及时的提取；更为重要的是未对在事发现场的方某和刘某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做到固定证据。 　　该案的办案人员收集证据不及时,导致关键证据因时过境迁而难以弥补,无法取得反映客观事实的言词证据。立案后,具体的办案人员收集到的刘某的证言前后矛盾。 　　2.3 证据固定、保全不细致、不妥善 　　本案中,通过调查发现,当郑某的家人将自己收集的物证――舌尖、血衣交给办案人员时,办案人员没有制作相关的笔录,从案卷材料中无法得知,该物证是谁交到公安机关,谁收到该物证,该物证当时的形状如何,该物证存放在哪里。我们知道,缺少记录或记录不当,就难以从程序上确保该物证的外部形态特征。而内在属性特征等未因收集、包装或保管不当而发生足以得出错误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