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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征收中公民财产权法律保障 　　摘要：对我国公民财产权法律保障的根本在于限制政府对征收权力的滥用，本文通过对国家征收权的正当性――“公共利益”的需要及其界定的讨论，从限制政府滥用征收权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国家征收权行使的合法性要件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公正补偿原则等。 　　关键词：征收；公共利益；公民财产权；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DF521；D912.29 文献标识码：A 　　 　　 征收是指依据法律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取得非国有（集体或个人）财产权利，并由国家事先给予公正补偿的行为。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①”。宪法的这两款规定，可谓微言大义。它同时蕴含着对国家征收行为的授权和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本文的理论意图就在于从公民财产权保障的角度出发，分析国家征收权的正当性基础，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进行探讨，进而提出国家征收权合法行使的原则。 　　 一、国家征收权的正当性基础 　　正当性，又称为正统性、（广义的）合法性，主要是指某项制度或某个做法具有能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同、信任、接受或支持的属性，国家征收权的正当性就是指国家征收权具有这种的属性。与所有的公权力一样，国家征收权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必须从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中去寻求。 　　（一）公共利益和公民财产权冲突的现实性决定了国家征收权的必要性 　　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公共利益与以个人财产权为基础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和问题。在现代社会，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法律所保护的、所应保护的是一种以公正为核心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1］。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不存在谁上谁下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基于“正义”的立场，实现法权的最大化［2］。典型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极端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观都是非理性的。然而，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设，在现实生活的某一具体时空之下，两者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冲突与矛盾。为此，就需要从社会的现实物质条件出发，用法律的手段对二者加以协调，以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按照罗尔斯的观点，社会公正既不容许为了少数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多数人，也不容许为了多数人利益或者社会整体而牺牲少数人［3］。而这一利益的协调者只能由拥有暴力垄断权的国家及其机构来完成。 　　广泛存在的公共利益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则是国家征收权必须存在的理由。公共利益与公民财产权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两个方面：公共利益的非排他性与某些情况下公民财产权的负外部性。首先，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公共利益属于无法排他占有和消费的公共产品。当不能将任何人排除在公共产品受益之外时，任何人都有可能自己不付出而从别人对该公共产品的开支中受益，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搭便车”行为。由于存在这种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所以通过市场对公共产品的自愿支付是非效率的。换言之，公共利益具有非排他性，市场不可能实现公共利益的有效供给。从根本上说，公共利益只能由国家来提供和维护。而在特定情况下，公共利益的实现不可避免地要求公民财产权作出“特别牺牲”。如果寄希望于私有财产权人“雷锋”式的奉献，那么所谓“公共利益”永远不可能达成，即使有个别情况下可以达成，也不可能长久。“基于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设前提，我们无法将公共利益实现的筹码押在私有财产自愿受到限制的基础之上，此时国家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就具有了必要性”［4］。其次，公民财产权作为一种基础性的个人权利，如果正确行使无疑将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具有显然的正的社会价值。但在某些情况下，财产权“过度”行使也会产生所谓“负外部性”。以旧城改造中的房屋拆迁为例。如果公民个人所有房屋破烂不堪、周边街道狭窄脏乱，在不直接影响该房屋权利人居住的情况下，该权利人一般不会产生翻建房屋的激励，主动迁离市中心的可能性更小。如果任由这种状况长期、大面积存在，那么不仅影响市容的整洁，甚至还影响公共安全，该区域内的居民生活质量也不可能得到整体提高。由此，财产权负外部性是国家征收权必须存在的另一正当理由。这种建立在国家强制性基础之上的征收权，由于事先给予被征收人一定的补偿，如果正当行使，可一定程度上协调公共利益与公民财产权之间的冲突。 　　（二）公共利益的暂时优位性决定了国家征收权的强制性 　　如前所述，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公共利益与公民财产权存在着冲突，寄希望于国家与财产权利人订立平等自愿的契约来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显然过于理想化。现代社会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的频繁，社会的一体性增强，社会连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