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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广东时期国民党党治模式演变 　　摘要：国民党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以党治国的党政关系模式，对民国政治影响重大。广东时期是国民党党治的初创及完善时期，研究这一时期国民党党治模式的演变情况可以发现，其党治改革总体上是参照苏联模式推进的，但受现实条件的制约，改革推进速度时慢时快，具体制度形式有不少变通。 　　关键词：党治；广东；孙中山；廖仲恺 　　 　　本论文受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廖仲恺与中国国民党的现代化转型”课题资金支持。 　　 　　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称赞“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提出要以俄国为模范，“以党建国”“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此后，国民党开始探索创建苏联式党治模式。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党治并非一蹴而就。在孙中山时代，国民党未有效地将党治系统化、制度化。他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加快推进党治制度化，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党领政的党治模式基本形成。国民党党治模式的演变对民国政治影响重大，但尚未有专门的探讨，本文拟对此进行梳理。 　　广东革命政府经历了三个时期：一、孙中山主政时期(1924年11月13日离穗前)；二、胡汉民代大元帅时期(1925年z7月1日前)；三、国民政府时期(1925年7月1日后)。在不同的时期，国民党党治模式也具有不同特点。 　　 　　一、孙中山主政时期的党治 　　 　　国民党党政关系苏联化的步伐滞后于国民党组织模式的苏联化。“一大”后孙中山没有立即照搬苏联党治模式，而是借鉴苏联经验，结合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的特殊情况进行较长时间的探索，才形成了有其特色的党治模式。其特征是：确立政治委员会对大元帅政府的间接领导；推行公务人员国民党化的政策。 　　“一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但国民党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为党务最高主管机关，没有明确其与政府的关系。中央执委会对广东或全国政治问题做出的决议，对政府无约束力。仅提供给国民党总理兼大元帅孙中山参考。如中央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对广东政治财政统一问题???》决议的执行方式为：“以中央党部名义建议于本党总理”。而且，从实际运作情况看，中央执委会例会的讨论事项绝大多数为党务工作，几乎不涉及政府工作。 　　政治委员会的设置是国民党以党领政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24年7月11日，孙中山下令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组织政治委员会，自任主席，以鲍罗廷为高等顾问，任命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汪精卫解释设立政治委员会的初衷是，“(中央执委会)乏政治指导机关，究未完备。先生遂提出应成立政治委员会，以辅助先生计划政治之方针”。政治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重新明确其职能：“为唯一讨论政治之机关，至于实行，则一方面由于政府，一方面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强调“其讨论结果，将于本会委员有拘束效力”。从这一定位可以看出，政治委员会的性质近似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政治委员会对政府并无直接指导权和监督权，只能通过约束身为党政高层的委员来实现对政府的间接领导。 　　在执行层面，与苏联各个层级党都对政府行使领导权和监督权的模式不同，国民党和大元帅政府党政两套系统分别运作，除政治委员会外的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无权监督、干预各级政府行政。为了确保政府能够贯彻国民党的主义和精神，孙中山下令在政府机构中建立国民党基层党部，责令各政府机关首长加入国民党，积极发展党员，使公务人员国民党化，由此构成制度建设之外的另一种党治实现方式。 　　孙中山未效仿苏联实行直接党治，原因不在孙中山的主观方面。大元帅制和党治的最大区别在于政府权力是由大元帅掌握还是由党掌握。孙中山并非独裁者，国民党“一大”时他即主张废除总理制实行委员制，后来虽保持总理制，但他仍坚持建立集体领导制度，政治委员会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孙中山未能建立直接党治模式，主要是受客观环境制约。从法理上讲，大元帅大本营不是政府，更非国民党政府。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此机关未与北京破裂以前，不名为政府，而但行政府之实权”。大本营在军事方面倚靠讨贼联军，在财政方面需要港粤商人的支持，这些支持都源自对孙中山个人而非对国民党的服从。掌握军权财权的联军将领和在革命政府任职的港粤商人都处在国民党核心决策层之外，若改变党政关系模式，由党直接领导政府，则可能会对这些支持者产生负面影响。再者，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结成反对直系政府的三角同盟，三方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互相援引也相互约束，联俄与实行党治都是敏感问题，难以获得段、张的认同，孙中山不可能贸然行事。所以，在内外因素的制衡之下，孙中山没有实行苏联式的党治模式。 　　 　　二、胡汉民代大元帅时期的党治 　　 　　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至次年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