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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病态化与传媒责任 　　近段时间，关于“疯狂粉丝”杨丽娟疯狂追星事件的报道屡次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内地及香港、台湾近30家媒体派出采访队跟进杨丽娟的疯狂追星事件。当事件已经接近尾声时，仍有不少媒体的热情还是异常高涨：杨家母女从广州返回兰州时，随行“记者团”多达10余人；有些媒体还安排了杨家母女在兰州的一切食宿费用，并对其下榻的酒店严格“保密”，摆出一副誓将“独家新闻”做到底的架势。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和民众甚至成为杨丽娟的“超级粉丝”，愿意资助其再度赴港…… 　　回顾杨丽娟的疯狂追星事件，除了杨家父女的心态让人惊讶外，媒体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也让人目瞪口呆―――媒体本应扮演新近发生事件的“记录者”角色，其职责是如实报道事件本身。而现在，一些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事件的“参与者”，甚至成为“策划者”，不断推动事件的发展。在一些媒体眼里，家破人亡的杨丽娟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追星族了，俨然成为一位“公众明星”，其疯狂行为成了媒体可资娱乐大众的一道大餐。 　　理性分析杨丽娟的这种疯狂追星行为，我们发现，这正是迷过度行为的病态化。媒体在迷病态化发展的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迷及其形成过程中媒体的作用 　　 　　迷存在的历史十分久远，可以说有媒体以来，迷（fans，音译为“粉丝”）就存在。影迷、书迷、电视迷、网迷等等，迷无所不在。简单来说，迷是一群因过度沉浸于媒体建构的虚拟世界而扭曲了时间概念，甚至于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主动的受众。迷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其主动性和过度性；在迷形成过程中，媒体通过建构虚拟世界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区别一个人是不是迷的标志是他是否“沉浸”于媒体世界，并扭曲了时间概念。 　　时下，追星族正是这样一群迷，他们沉浸在媒体为明星们构建起的虚拟世界之中无法自拔。他们通过媒体对明星的报道来获知关于明星的一切，效仿明星的行为举止、追逐明星的行踪，并以收藏明星签名或物品为爱好，热切盼望与明星的亲密接触。 　　通常，迷的形成受到自我疏远、社会变迁、经济落差、文化旋涡、??仰危机和传媒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媒体的作用最为显著。媒体的很多行为，尤其是媒体炒作，造成了集体感的失落、不满和无意义感。而且，为了使受众对其产品着迷，传媒产品的生产者想方设法设计出强有力的、具有召唤性结构的、英雄主义神话叙事的传媒文本（比如充斥着明星名人参与的各种娱乐节目、公益慈善活动、记者发布会、颁奖典礼、演唱会，或是为名人明星度身定造的电视剧和电影等）。通过议题设置的方式，媒体生产出以明星为代表的偶像商品。这种偶像商品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还具有可以产生溢价的符号价值。偶像本人（包括其相貌、体形、穿戴风格等）及其作为歌手、演员或主持人的生存方式是偶像符号的能指，媒体在生产偶像产品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相应的符号意义―――偶像符号的所指。这些符号意义蕴含了价值无穷的文化资本。①也因此，媒体总在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式赋予明星们以符号意义。出现在媒体上的明星总是衣着光鲜，生活无忧。明星们俊美的外貌、时尚的形象、前卫的行为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所蕴涵的商品符号意义与人们追求成功、追求幸福生活的心理需要相契合。 　　从受众的角度来讲，通过对传媒文本高涉入度地参与、体验、互动、消费和生产，人们能产生一种马斯洛所谓的高峰体验(pe akexperience)②或克珍特米哈依所谓的沉浸体验（f lowe xperience）③。一旦人们完全地投入到传媒文本内在结构建构的情境当中，集中全部注意力，过滤所有不相关的知觉，就会处于一种沉浸于其中的体验状态。这种沉浸体验带来的快感正是人们为什么愿意继续进行传媒阅听活动的原因，因为人们在传媒体验过程中感受到极度的享受和愉悦。 　　很多受众总会不自觉地想要拥有明星的生活，但是这与其现实生活却又有一定的差距。于是，他们只有通过不断追逐明星的足迹，模仿明星说话的腔调、穿戴明星代言的衣物，试图使自己与明星在物质消费方面找到相似之处，进而来肯定自己的生存状态，获得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让他们更加肯定自我，并促使他们继续追逐明星。 　　媒体通过不断刺激并满足受众对明星的追逐需求，进而为之提供一种传媒高峰体验。这种体验又使人不断努力，以继续求得这种特殊感受。 　　于是，受众经过以扭曲时间概念为标志的“传媒沉浸”阶段变成了迷。 　　 　　迷的病态化与传媒伦理缺失 　　 　　迷的行为和心理虽然是过度的，但一般不会产生不良后果。相反，由于对媒体信息及其报道手法的极端了解，他们较高的“传媒技巧”可以有效地减少日新月异的传播新技术带来的信息冗余造成的“焦虑感”。所以，迷自愿经常性地（扭曲时间概念）、高技巧地阅听各种传媒报道，通过各种“传媒沉浸”体验来了解世界，并乐在其中。 　　但是，一部分自制力较弱的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