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欣,解剖台边摄影师.docVIP

赵欣,解剖台边摄影师 　　照片上，那些器官美丽得不真实，完全不像我们身体里的一部分，它们出自赵欣的镜头之下。 　　拍人头，拍健康的心脏、肝、神经，赵欣有技术关和心理关要过，站在标本前，她还时时忘不了，自己是学艺术出身…… 　　因为她的工作，我国本土化的医学论著才配上了高质量的图片，在此之前，有的只是傻瓜相机的作品或是手绘图。全国那么多摄影师，把这个做好的人不多。 　　对我们而言，她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内在，看看那些照片，你会不会好奇自己、了解自己，爱惜自己更多一些? 　　 　　她拍过的静物都是福尔马林浸泡过的人体器官――赵欣，瘦弱清秀的年轻女子，学摄影出身，在某医科大学的摄影艺术学院做老师，教书之外，从事着一份特殊的工作。 　　她的作品在好几个国家出版的医学图谱中被引用，注释文字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甚至捷克语。 　　2004年，她第一次把镜头对准器官标本，那个时候先生不愿意吃她做的饭。三年之后，他对她说：“这是可以当作事业来做的，你已经坚持了这么久，就不要放弃……” 　　 　　【从艺术系讲台到解剖台】 　　赵欣做这一行，是从2004年5月开始的。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教授们想出一本有关神经系统的教材，其中有一张照片，需要把大脑打开一个缺口，拍摄里面一根深层的神经。教授们很为难，开口又小又深，即使按照老方法把标本放在阳光底下转动角度，也没法让光照进去，拍到里面的神经。无奈之下有人建议：“咱们学校不是有摄影系吗?请他们派个专业老师来吧。” 　　大连医科大学是专业医学院校，之所以有摄影专业，还要从日军侵华说起。抗战结束后，许多在大连的日本遗孤被当地老百姓照料，其中一个日本孩子长大后，出于感恩之心，想资助一个大学摄影专业，一来二去，诞生了大连医科大学摄影系。“我们是纯粹的艺术专业，和医学一点关系也没有，不是学拍X光片、B超的”――这是摄影系老师出去招生时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赵欣说：“不仅如此，我们也不是学拍摄人体器官标本的。” 　　只是因为那根大脑神经，作为摄影系的老师，赵欣被借给了解剖教研室???急。她把专业摄影灯支在解剖台旁边，拿硬纸板做了个纸筒，把光引进大脑的切缝里，一下就解决了问题。女孩子的聪明给解剖教研室教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有了摄影问题，他们也频频请教她，一来二去，干脆提出，希望赵欣能帮他们拍完整本教材的插图。 　　 　　【“拍完这个我再也不拍了!”】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就想给他们帮帮忙，碍于人情，赶紧完成任务就算了，毕竟这不是我份内的工作。”赵欣回忆说，“而且你面对那些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大脑也没法积极。基本上是他们一边解剖，我一边拍，只有早上能吃饭，中午晚上都不可能吃了，你会觉得饭菜都是解剖台上的味道。”最开始拍片的那一周，她瘦了三四斤。 　　更让赵欣积极不起来的，还有艺术和科学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 　　作为摄影师，她注重表现一个物体的立体感和质感，会用光线来突出这些感觉，但解剖教研室的老师对此不以为然：“你这不行，暗的地方太暗，亮的地方太亮。”在标本拍摄上，一句“不行”不是简简单单的重拍就能解决问题，”我的照片是记录整个解剖过程的，浅层肌肉剥离了，我才能拍深层肌肉，你告诉我浅层肌肉拍得不行，那就意味着整个解剖过程重新返工。” 　　谁愿意在自己的专业上被人指着说“不行”呢?赵欣妥协了，她把器官四周的光都打得一样亮，一切细节清晰无比，教授们满意了，她却在心里“打鼓”：光太平，空间感就没了，甚至看不出来哪里是平面，哪里有转弯。这样的照片没问题吗? 　　当年夏天的一件事，让赵欣更加怀疑自己的工作了。 　　那天傍晚，学校解剖教研室的于老师来到赵欣家，说自己要出差，先把标本送来，请她赶紧拍摄。当时赵欣正在做饭，匆忙之中没有问是什么标本。等她做完饭，打开塑料袋一看，毛骨悚然――竟然是两个人头！ 　　“搞解剖的老师拿着一条胳膊一条腿都是司空见惯，但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接受不了家里放着俩人头。”赵欣正在发愁，先生下班回家了，一看就急了，那是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吵得最厉害的一次。 　　同是搞摄影的丈夫说：“你拍点什么不行你拍这个！我非把这两个人头扔下去不可!”赵欣回答：“你不能扔，这标本很贵，咱赔不起。” 　　吵架归吵架，两人商量半天，说这东西不能在家里过夜。于是晚上8点多，大连的马路上出现了两个谨慎的身影，一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我们协商了一下，决定公平一点，一人拿一个，连夜送到学校去。”先生走着还气哼哼地说：”这要让警察发现还了得！” 　　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医学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再加上家人的强烈反对，赵欣下定了决心，她对先生说：”你放心，我这纯属院系之间帮忙，拍完这本书，我再也不拍了。” 　　 　　【豁然之后又进狭道】 　　不过赵欣没有说“不”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