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君梅 我爱做出格事.docVIP

邬君梅 我爱做出格事 　　你为什么不做早操?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你为什么要去美国?你为什么要去好莱坞?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外国男人?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你为什么那么美?……从小到大，邬君梅所遭遇的“为什么”比任何人都多，问她为什么，她只是笑着说：“因为我就爱做出格的事。” 　　 　　她曾被美国《人物》杂志评为“全球最美50人”之一，她是奥斯卡评委，她是享有终身待遇的美国工会演员……邬君梅，一个总让人吃惊的女人。 　　或许这是因为，对邬君梅而言，所谓的界限、边框只是用来跨越的。“我就是爱做出格的事”，还是孩子的邬君梅便异于他人，别人做早操，她就想方设法地逃；别人都要高考，她就不考，于是便有了她的异乡求学。对她来说，前方的“未可知”是如此诱人，别人都在梦想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她却异想天开要做一个好莱坞的明星。 　　如今，在西方人眼中，她是东方美的完美符号；在东方人眼中，她是美国好莱坞的宠儿。但事实上，这个“出格”的女人既不能被置于“东方”的框架内，也不能被贴上“西方”的标签，这两个圈，她都跳脱于外，只是在东与西之间摇摆，归属感化为梦幻。“我不能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上海人，在中国或是美国，我都有些格格不入。”邬君梅，如大地上的异乡人，与众人殊途。 　　 　　痴人说梦与以梦为马 　　 　　西方有句谚语：你必须小心你的心愿。因为这些懵懂的尚未发芽的种子，将来说不定迎风就长，直冲云霄。因而，没有一个梦想是“出格”的。 　　谈到梦想的话题，邬君梅笑得很神秘：“你们或许都不会相信，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好莱坞明星。”最初的时候，邬君梅想成为26路公交车的售票员，“售票员多神气，无论车上多么挤，她都可以指挥别人”。再后来是想成为外交官，但当她高中毕业可以保送至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时候，她又退缩了，“仔细想想，真的做了，日子可能也不好过”，骨子里，她不爱受约束。最后就是要成为明星，不是泛泛的明星，而是好莱坞的明星。即便是当时已经红遍中国的明星妈妈朱曼芳也嘲笑她：“你连中国的明星都不是，还想成为好莱坞的明星?你连香港???去不了，你还想去美国?你知道美国在哪儿吗?”妈妈觉得女儿太离谱。 　　当年，谁会将一个孩子的豪言壮语放在心上，当别人都不以为意的时候，邬君梅却很不服气，“我为什么不能?”从那一天起，邬君梅就真的把自己当作好莱坞明星来看待。那时，家中有一面大镜子，她常常搬着小板凳站在镜子前，然后让妹妹采访自己，“记住，我现在不是邬君梅哦……”现在想来，这一切多不可思议。 　　在那个出国留学还很罕见的年代，邬君梅选择放弃高考，只身前往美国。从第二个学期起，她便开始靠自己打工的积蓄来支付学费。而在好莱坞的成绩，也不是一蹴而就，她始终在积累。从《末代皇帝》试镜时的不怯场起，邬君梅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直到《枕边禁书》的突破，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有着诸多的不易与艰辛。别人笑她痴人说梦，她却以梦为马，一路驰骋。 　　在邬君梅身上，少见艺人常有的疲惫，她总是很快乐，很兴奋，因为她从未对梦想妥协过。“我不希望，工作只是工作而已。我觉得导演和演员之间，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爱情’。”她只做通往梦想的事，当梦想得以实现的时候，便是满腔的热情与快乐。 　　当谈及现在很多年轻人浮躁的“明星梦”时，邬君梅摇摇头，“那太物质了，太实际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很神圣的理想。”尽管现在看上去，她的理想很时尚，生活的给予很丰厚，但她令我相信，即便她实现最初的梦想成为26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她也一样会像现在这样理直气壮，这样快乐。 　　 　　向左转，向右转 　　 　　访谈间邬君梅偶遇友人，令她想起谭盾，她颇为感慨：“其实有很多人，像我、谭盾、王颖甚至李安，我们都是一类人，在哪儿都有些格格不入，要解释起来又很费劲。但我们彼此是了解的，坐在一起，哪怕一言不发，但我们知道，我们想的是一样的，想事情的方式是一样的。” 　　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定位自己?在邬君梅看来也没有那么困难。“我觉得我很完美，我坚持自己，我尊重我觉得对的想法。” 　　在家中，邬君梅与她的美国爱人奥斯卡当然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当她在正是大太阳的院子里哗啦啦地晾晒着床单、被子、枕头的时候，奥斯卡总觉得不解：“难道这不应该是烘干机的工作吗?”邬君梅笑道：“其实有时候他们的想法挺有意思的，奥斯卡觉得如果外套在屋外晒了一天，那和你出去穿了一天有什么区别?”如果觉得丈夫说得有道理，她就会听。经过长期的磨合，夫妇俩已越来越一致了，“不是谁向谁靠拢，而更像是并线。”邬君梅如是说。 　　说起在好莱坞拍片，邬君梅说：“当时已经算是有些名气了，但对好莱坞拍摄的规则还是不熟悉。那是一种严格按照台本操作的模式化、流水化的工作方式，不允许演员自说自话。”有一次，在一部知名美剧中，邬君梅被邀请出演一名中国特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