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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制革新与国家经济治理 　　摘 要：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代社会经济领域变化迅速，而对其提供支撑和保障的法律制度也应当不断地进行革新，制度主义从国家治理和经济治理的角度为其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分。国家治理要求法律制度的革新能够时刻保持时代性，而经济治理则又要求法律制度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这两者最终在法律制度的革新中得到统一。 　　关键词：法律制度；制度主义；革新；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0-0115-02 　　一、国家治理境域内的制度主义 　　美国当代法经济学家罗伯特?埃里克森在其名著《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一书中说：“（社会）规范，而不是法律规则，才是权利的根本来源”[1]。埃里克森在此指出了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的重要性[1]，他认为这是“无需法律的秩序”。虽然埃里克森的观点为有的学者所推崇[2]，但该观点本身有明显的缺陷。他没有顾及到法律规则作为一种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存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的强化。 　　社会规范之所以成为权利的来源，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发展的程度。在社会个体和团体及其相互之间交往的有限环境下，社会规范的产生基于各主体之间长期利益与力量的博弈，而且得以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延续，但这种延续并没有抵制法律，反而是法律渗透在其运行环节中。在现代社会，经济交往的扩大和频繁使得个体与团体及其相互之间的交流彻底利益化，国家也明显地向“经济国家”发展。经济国家的典型特征是法律与社会资本之间密切相关[3]，然而，法律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常常出现激化，其原因之一是法律制度的不合理；其二是社会资本的性质，即社会资本是属于良性还是恶性[4]；这就形成了法律――社会资本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可以表述为：应当通过合理的法律制度促进良性社会资本的发展并进而限制恶性社会资本的出现。然而，这一关系规则的运行并不是单纯的可以靠法律可以达成的，还需要其余的要素。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思考的原因，而国家治理首先关涉的是制度，虽然有“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这样的论断，但是作为国家治理方式之一的法律必然具有明确的制度性和可操作性。 　　与国家治理中的制度主义直接相关的是法律现实主义[5][6]和经济学现实主义[7]思潮。这两者的共同点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亦即以“问题为导向”将“法学与经济学联姻”[8]。其联姻的纽带是认为“制度是最重要的”，舍此之外，并无能够从全局统摄法律与经济的其他势力存在。制度主义也正是在类似情形下出现：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要指标，社会成本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法律作为制度主义的产物必然介入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成本的管理与运作，借此实现国家治理。然而，对于成文法国家而言，法律总是不够完备的，总是存在空白法律条款，由此可能导致法院被动执法将会使得执法不足或者执法过度，对社会市场活动而言，经常会表现为使经济发展处于无序状态或者遏制经济发展。因此，首先需要解决的经济发展的前提环节，作为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的革新问题。 　　二、法制革新与国家的经济治理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五个过程，第一是初级行动团体；第二是初级行动团体提出制度变迁方案；第三是在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之后，初级行动团体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就各制度进行比较和选择；第四是形成”次级行动团体；第五是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共同努力使新的制度方案得以实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理想化的进程，而是会出现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时滞现象、路径依赖现象和连锁效应。由于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出现了不同的制度变迁种类，区分开来有：“激进式―强制性”、“渐进式―强制性”、“激进式――需求诱导性”和“渐进式――需求致诱性”制度变迁组合模式四种。 　　法律制度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制度类型，其变迁自然也会遵循以上四种模式之一或之二三，而且，其制度变迁也会遭遇一般制度变迁面临的问题。从现代社会分析，法律制度变迁的最大推动力当属对于经济治理的需求，这就要求法律制度的变迁必然反应在经济治理的进程和成效中。美国学者诺斯提出“制度决定论”即为此意[9]。但是一项法律制度的变迁必然会使一部分群体的福利和利益得到增进而是另一部分群体的福利和利益遭受损失，然而，每一主体都试图从制度变迁中获得利益，而不是遭受损失，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考量法律制度的变迁如何能够兼顾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以实现合理的经济治理。 　　制度变迁的第一个影响是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引起结构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传统理论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是供给理论。供给理论认为技术的变化能够引起要素成本结构的变化，而要素结构的变化能够引起供给结构变化，结果是供给